1980年11月29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特別審判庭第一審判庭審問了陳伯達，調查了他製造“冀東大冤案”的罪行。
以下是當時庭審的記錄：
審判員李明貴問：“被告人陳伯達，起訴書控告你，1967年12月26日，你在唐山說，中共冀東黨組織‘可能是國共合作的黨，實際上可能是國民黨在這裏起作用，叛徒在這裏起作用。’現在我問你，1967年12月26日，你在唐山市是不是講過這些話？”
被告人陳伯達答：“讓我多說幾句。我對唐山的問題，我從來不知道，從來沒有過問，也不知道，也沒有看過什麼東西……那裏的負責人的名字我也不知道，那裏所有的情況我都不知道，但是聽說那裏在兩派鬥爭……我那些話是根據一些同誌的意見，我把它歸納起來寫上的，念出來的，因為我對於這個當時我所念的那些人的名單、名字都不知道……如果我知道冀東的情況，或者冀東某一個人的情況，那麼我要完全負責任，不知道，這樣說了，當然也要完全負責。”
問：“現在我們問你的問題是1967年12月26日，你是不是講過那些話？你先回答這個問題，你是不是講過那些話？”
答：“我剛才說過了，我什麼情況都不知道，我這些話無非是瞎說而已，但是經過我說的，我負責任，我沒有推脫過這件事的責任。”
審判員任淩雲問：“你現在回答，你講沒講過這個話，就是剛才給你宣讀的？”
答：“我也不記得我講過這句話，我不記得了。”
法庭宣讀了李準記的陳伯達1967年12月26日上午在唐山市接見唐山地區各縣、市代表團、地區革籌小組及駐軍大會上的講話記錄（節錄）：“過去你們冀東這個黨就是很複雜的，可能是國共合作的黨，實際上可能是國民黨在這裏起作用，叛徒在這裏起作用。你們礦派（‘礦派’是當時唐山市群眾組織的一派）要結合的一個人，他自己就承認原來是國民黨縣黨部委員，這個人就是原市委第一書記楊遠，還有一個女的是市長，叫白芸，她的丈夫我知道，是個大莊園主，解放後在你們唐山建立一個大莊園……”
宣讀後，法庭又播放了陳伯達當時講話的錄音。
播放後，陳伯達說：“我認為這個案子的審判是認真的”，“我這麼一個糊塗蛋，到了這麼一個大地方，考慮這個案子，也沒有經過調查，沒有經過及時的各方麵的詢問，就這麼亂說一通……有一點請審判庭考慮一下，就是從這個錄音裏麵可以看出，講那麼多事情，我一晚上時間，我能夠知道這麼多事情嗎？我要害人也要有個準備。”“從到了第二天就發表這個講話，這個事情，這麼一個經過，作為經驗來說，完全是混蛋。”“這些講話是到了那裏以後，東聽西聽，總是經過有什麼彙報，我信任了”，“事情發生這麼大，這些胡說八道的話，發生了這麼大的案子，八萬人呢，兩千多人的命呀！八萬多人的冤（陳伯達流淚），我完全不知道，我完全無所動心，完全沒有表示，沒有對組織上說什麼，對我自己也沒說什麼，因為我不知道嘛……有人說我，我當時當了那麼一個名義，說話是驚天動地……我聽了也驚天動地。”“說錯話，看什麼錯話，一種是很嚴重的，一種是輕微的，我的話是很嚴重、很嚴重的……對於這件事情，我的的確確不記得，的的確確忘了，這忘了，當然是大罪了。是罪很大的，我並不想減輕我的罪。”
陳伯達說完後，公訴人檢察員曲文達經審判長同意發言。他說：“剛才陳伯達講這麼多話，總的有一個意思，就是要推脫責任，就是說在這個問題上他沒有責任。”
被告人陳伯達問：“什麼？我沒聽清楚？”
檢察員曲文達說：“就是你是說錯話，不知道造成這麼嚴重後果，或者是聽別人講的。就是說這麼一類話吧，就是要推脫責任。”
被告人陳伯達說：“我沒有推脫責任……我承擔全部責任。”
檢察員曲文達訊問被告人：“你在唐山講冀東地區這個黨是很複雜的，是國共合作的黨，是國民黨、叛徒在這裏起作用，你有什麼根據沒有？”
答：“我已經說過了，這些話，我一點根據都沒有，我是憑空，那天晚上憑空聽來的話……”
問：“你這是給冀東黨定性，是不是？冀東地區的黨，是革命的黨，說成是反革命的黨，是不是這麼一個問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