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社論曆數“軍內走資派”彭德懷、羅瑞卿的種種罪行，歌頌了“毛主席最親密的戰友、最好的學生”林彪，然後把“揪軍內一小撮”作為目前“鬥爭的大方向”提了出來：
為了防止資本主義複辟，林彪同誌特別強調了意識形態的鬥爭和無產階級掌握軍隊的嚴重意義。他指出：“筆杆子、槍杆子。奪取政權靠這兩杆子。”“資產階級搞顛覆活動，也是思想領先，先把人們的思想搞亂。另一個是搞軍隊，抓槍杆子。文武相配合，抓輿論，又抓槍杆子，他們就能搞反革命政變。”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論點，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我們要把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揭露出來，從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們鬥倒、鬥臭。同樣，也要把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揭露出來，從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們鬥倒、鬥臭。這些家夥，還在垂死掙紮。不久以前，武漢地區黨內和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勾結起來對無產階級革命派進行鎮壓。事實證明，我們必須進一步地開展革命的大批判，把黨內和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徹底幹淨地掃進垃圾堆裏去。隻有這樣，才能防止資本主義複辟。
目前，全國正在掀起一個對黨內、軍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大批判運動，這是鬥爭的大方向。人民解放軍要同全國無產階級革命派一起，積極參加大批判，徹底清除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在軍內散布的惡劣影響。
關於這篇社論的起草經過，王力回憶說：“當時起很壞作用的《紅旗》雜誌的‘八一’社論，林傑起草，陳伯達看到後鼓掌叫好，說‘好極了’。在陳伯達主持下，向王力、關鋒念了一遍，不送總理，就發了。”
據筆者1988年12月17日訪問當年《紅旗》雜誌編委林傑時，他也說，這篇社論是他起草的。
《紅旗》編委林傑起草了社論，《紅旗》第一副總編王力和常務副總編關鋒審查了這篇社論，《紅旗》總編陳伯達讚揚並簽發了這篇社論。這篇社論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各報轉載，頓時在全國卷起了“揪軍內一小撮”狂瀾！
端出“王、關、林”
就在“揪軍內一小撮”之聲甚囂塵上時，1967年8月12日，從上海傳來毛澤東的批示，使林彪和“中央文革”陷於一片驚惶之中：
毛澤東看了《紅旗》雜誌的“八一”社論，寫了“大毒草”三個字！
毛澤東批示：“還我長城！”
“長城”，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代稱，謂之保衛祖國的鋼鐵長城也。
毛澤東還在林彪送審的一份準備下達全軍的文件上，圈去了多處“軍內一小撮”字樣，批示：“不用”！
透過這些批示，又一次表明，毛澤東發了“無產階級的震怒”！因為毛澤東的“最高指示”在那種年月被吹成“一句頂一萬句”，而他批評《紅旗》的“八一”社論是“大毒草”！猶如一顆原子彈落在《紅旗》雜誌編輯部！
第二節 理論家搖身投靠秦城服刑了一生（4）
說實在的，早在《五一六通知》中，毛澤東便曾親筆加上了這樣的話：“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照毛澤東此言，則不是“揪軍內一小撮”，而是“揪軍內一批”了！
在“七二□事件”剛發生時，被匆匆護送到上海的毛澤東，也曾十分惱怒，說了一些過分的話。
不過，毛澤東很快就冷靜下來，說“七二□事件”“不是兵諫”，不是什麼“謀害主席”，不是“反革命事變”，他也不是“住到賊窩裏去了”。毛澤東說，“七二□事件”“不過是要以王力作為人質，迫使中央改變處理武漢問題的方針。”這時，毛澤東的話，就比較客觀，準確了。因為當時中央定下的方針，不承認“百萬雄師”是革命群眾組織，而“百萬雄師”抓去王力，也就是要中央改變對於“百萬雄師”的方針。
也正因為毛澤東對“七二□事件”有了比較正確的判斷，所以1967年7月26日，在北京高呼“打倒陳再道”之際，毛澤東在中央給武漢軍區黨委的複電中，在陳再道的名字之後，親筆加上“同誌”兩字，在那樣特殊的歲月，加“同誌”兩字，便意味著陳再道的問題屬人民內部矛盾，毛澤東所加的這兩個字，救了陳再道一命！
對於“揪軍內一小撮”這口號，應當說，毛澤東也有一個察覺、認識的過程。如前所說，早在《五一六通知》中，毛澤東便已指出軍內有“一批”“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亦即“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然而，此時林彪、江青、陳伯達等強調“揪軍內一小撮”，卻是意味著“文革”的鬥爭中心轉移到軍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