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中央文革”進入“全盛時期”，正式成員共十八人。
“中央文革”設立了辦公室。第一任辦公室主任是王力，副主任為戚本禹、穆欣、曹軼歐。曹軼歐即康生之妻。王力當辦公室主任沒多久，到1966年11月，改由《解放軍報》宋瓊當主任。又過兩個月，宋瓊被打倒，辦公室改為辦事組，由王光宇負責。後來，改由蕭力負責。蕭力，即毛澤東與江青的女兒李訥（常被誤寫為李納），取“小李”之諧音也。
“中央文革”在釣魚台“安營紮寨”。隨著“中央文革”的名聲大振，“釣魚台”在全國的知名度也不斷提高，以至後來“釣魚台”成了“中央文革”的代稱。
陳伯達、尹達、關鋒住在釣魚台十四號樓。那裏成了“中央文革”的辦公樓。後來，“碰頭會”改在十六號樓召開，但“中央文革”的辦公室、會議室仍設在十四號樓。
江青住在十一號樓，由此得了個代號叫“十一樓”，那時一說“十一樓”的指示，便知道是江青。
王力早在1960年就住釣魚台八號樓，這時仍住那裏，康生也是老“釣魚台”，一直住八號樓。
張春橋和姚文元那時算“走讀生”，來來往往於北京與上海之間。到北京後，便住釣魚台九號樓。
郭影秋、鄭季翹、楊植霖、劉文珍不在北京工作，不住釣魚台，其中郭影秋後來換成吳德，作為中共中央華北局的代表。
隨著“文革”一步步推進，如同毛澤東所比喻的剝筍一般，在一片打倒聲中，“剝”去了陶鑄，“剝”去了王任重，“剝”去了劉誌堅……“中央文革”的成員不斷減少，權力也越來越集中。
後來，真正成為“中央文革”的“首長們”的，是這麼一些“大左派”：
組長陳伯達。
顧問康生。
副組長江青、張春橋。
組員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
對於陳伯達來說，當上這麼一個擁有無限權力的“小組長”，成為他一生的巔峰。這個“小組長”，遠遠超過他過去所擔任過的一切職務，勝過《紅旗》總編，勝過馬列學院院長，也勝過那一連串的“副”——中國科學院副院長、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國家計委副主任……這個“小組長”，實際上相當於五六十年代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而組員們相當於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
“歡呼”聶元梓的大字報
6月1日剛剛接管的陳伯達在《人民日報》點起一把邪火。也就在這一天，康生跟陳伯達唱“雙簧”，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點起一把邪火……
據陸平講，6月1日這天，他在中共北京市委開會。
散會時，吳德通知陸平：“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今晚廣播，明天見報。”
陸平心頭一震。這張誣良發難的大字報，值得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向全中國廣播？當晚8時，當陸平收聽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新聞節目時，果真，頭條新聞便是聶元梓等人的那張大字報！
陸平事後才得知，那是康生在背後搗鬼……
康生為什麼會插手北大呢？1967年初，當有人炮打曹軼歐時，康生於1月22日接待群眾代表，作了如下表白：
“關於我愛人曹軼歐，有人說她是北大工作組的副組長，這是不對的。我愛人等五人，曾組成一個調查小組在1966年5月去北大，目的是調查彭真在那裏搞了哪些陰謀，發動左派寫文章，根本與工作組沒有關係。聶元梓的大字報，就是當時在我愛人的促進下寫的。”
康生“過謙”矣！曹軼歐對於那張大字報的作用，豈止是“促進”，乃是幕後導演也。那張大字報在1966年5月25日下午貼出之後，深夜12時，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周恩來派了華北局、國務院外辦和高教局負責人前來北大，重申內外有別的原則，批評聶元梓等人貼的大字報。
康生從曹軼歐那裏弄到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悄然轉往杭州，直送毛澤東。毛澤東看後，打電話給康生和陳伯達，決定廣播這張大字報。
6月1日下午，康生像打了大勝仗似的，發布消息：“經毛主席同意，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今晚廣播，明天見報！”
陳伯達接到毛澤東的電話，當即把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發排，打算明日見報。陳伯達還準備親自到北京大學去看一看，考慮能否為大字報配發一篇評論。王力和關鋒自告奮勇前往北大，讓陳伯達留在人民日報社主持工作。晚上，王力、關鋒從北大回來後，說北大“革命形勢一派大好”。於是，連夜趕寫了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由陳伯達簽發，拚在第一版。
6月2日，陳伯達“接管”之後出版的第二張《人民日報》，火藥味比6月1日更濃。這天，在頭版刊登了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加了一個聳人聽聞的大標題《大字報揭穿一個大陰謀》，配發了評論員文章。另外，還發表了一篇唱左調的社論《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此後，“文革”的種種用語，諸如“狠觸靈魂”“靈魂深處爆發革命”等等，源出於此篇社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