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這期間異乎尋常地活躍起來。她到處搜羅材料，尋找茬子，同康生一搭一檔地批這批那。1965年，她又跑到上海同張春橋（當時擔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密謀，組織批判北京市副市長、著名曆史學家吳晗寫的京劇《海瑞罷官》。文章由姚文元（當時是上海市委寫作組成員）寫成後，經過毛澤東同意，在1965年11月10日的《文彙報》突然發表。
這篇題為《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的長文，點名批判吳晗，說《海瑞罷官》為右傾機會主義翻案，“是一株毒草”，用詞嚴厲，語氣刻薄。人們對此極為震驚。
對這樣一個不同尋常的舉動，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在第一線主持中央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事前卻一無所知。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彭真、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也蒙在鼓裏。
在上海市的報紙上批判北京市的一位副市長，卻不給中共北京市委打一下招呼，公開發表這樣一篇批判著名學者的“高檔次”文章，卻不給中共中央宣傳部說一聲，這顯然是不正常的。
可毛澤東繼續支持姚文元的文章。1965年12月21日他在杭州對陳伯達等人發表了這樣的意見：《海瑞罷官》的“要害問題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這個談話預示對《海瑞罷官》的批判還要升級。
本來，中共中央在1964年7月根據毛澤東提議，專門成立了一個領導思想文化工作的機構——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組長彭真，成員陸定一（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兼中央宣傳部部長、文化部部長）、康生（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周揚（中共中央宣傳部常務副部長）、吳冷西（人民日報社社長、新華通訊社社長）。彭真感到，事情不能這樣聽之任之下去，五人小組有責任出來加強領導。於是，1966年2月3日，彭真在人民大會堂西大廳召集五人小組開了一天會，研究指導方針。除周揚因病住院開刀外，其餘成員都到了會，另外還請了中央宣傳部、中央政治研究室、北京市的有關負責人許立群、胡繩、姚溱、王力、範若愚、劉仁、鄭天翔參加討論。會後由中宣部副部長許立群執筆寫出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報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討論。這個提綱形成於1966年2月，所以後來通常稱它為《二月提綱》。
《二月提綱》顯然是想對這場文化領域的大批判加以約束，不讓它發展為政治鬥爭。它提出：“要堅持實事求是，在真理麵前人人平等的原則，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學閥一樣武斷和以勢壓人”，“報刊上公開點名作重點批判要慎重，有的人要經過有關領導機關批準。”這些都針對著江青、張春橋在批《海瑞罷官》一事上亂打棍子的蠻橫作派。
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開會，聽取五人小組彙報。彙報提綱已經在開會前分送各位常委，所以會上用不著照稿子念，隻由彭真和許立群作口頭說明。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不時詢問一些情況。
彭真在口頭彙報中特意說明，根據調查，吳晗同彭德懷沒有聯係，《海瑞罷官》同廬山會議沒有關係。
常委們經過討論，對提綱中的意見表示同意。劉少奇最後說，他也沒有什麼意見了，請五人小組的同誌盡快去武漢向毛澤東當麵彙報。
與會者紛紛起身離去，福祿居又靜了下來。
劉少奇已經顧不上仔細琢磨這件事，因為他要準備出訪亞洲三國，這是早已定了的事情。而在出去之前，他還有好幾件國內國際的公務要處理，其中包括同日本共產黨代表團會談和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研究農業機械化問題。所以，有關五人小組彙報提綱的後期工作，劉少奇委托總書記鄧小平接著辦。這樣，《二月提綱》在彭真、陸定一等2月8日去武漢向毛澤東彙報之後，鄧小平在2月12日正式以中共中央名義轉發全黨。
劉少奇抓緊進行出國前的準備工作。一段時間以來，國際上刮起一股妄圖孤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歪風。為了堅決抵製和衝破這股勢力，中共中央、國務院采取了針鋒相對的措施。由劉少奇以國家主席身份對巴基斯坦、阿富汗、緬甸三國進行友好訪問，是這些措施中的重要一項。
在出訪準備過程中，劉少奇提出這次不帶夫人。因為他覺得女同誌出國比較麻煩，在服飾、禮儀、活動安排等等方麵更多了一層講究，再加上王光美這時正在河北省定興縣農村參加四清運動，中途離開也不大好。可外事部門堅持要求主席夫人隨行，以便增加友好氣氛。尤其是阿富汗王後來過中國，她已經表示一定要親自出麵接待中國客人，這樣中國方麵主席夫人不出場就不大好。這事拖到3月中旬，劉少奇才同意王光美從農村趕回家做出國準備。隨同出訪的陳毅副總理的夫人張茜，也差不多這時候才脫離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