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發現的毛澤東同誌1930年春所寫的《關於調查工作》一文，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文件，有十分重大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現在中央決定將這篇文章發給全黨上級及中級幹部學習……
隨著這《一封信》下發，全國掀起“調查研究熱”。《紅旗》雜誌也在1961年第三、四期發表社論《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一切從實際出發》。
此後不久，中共中央於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在北京召開會議，對《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進行修改。會議開幕時，胡喬木來了。沒幾天，胡喬木請病假，離開了會場。他的神經衰弱症加劇了，無法正常工作。1961年8月17日，胡喬木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說明病情，要求請長期病假。一星期之後，正在廬山上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會議的毛澤東複一函，表示同意：
喬木同誌：
8月17日信收到，甚念。你須長期休養，不計時日，以愈為度。曹操詩雲：盈縮之期，不獨在天。養怡之福，可以永年。此詩宜讀。你擬以遷地療養為宜，隨氣候轉移，從事遊山玩水，專看閑書，不看正書，也不管時事，如此可能好得快些。作一、二、三年休養打算，不要隻作幾個月打算。如果急於工作，恐又將複發。你的病近似陳雲、林彪、康生諸同誌，林、康因長期休養，病已好了，陳病亦有進步，可以效法。問穀羽好。如你轉地療養，穀宜隨去。以上建議，請你們二人商量酌定。我身心尚好，順告、勿念。
毛澤東
1961年8月25日
從此，胡喬木離開了他的工作崗位，雖說他名義上還是毛澤東的政治秘書，實際上他已不在毛澤東身邊工作。政治秘書工作，由陳伯達一人承擔。陳伯達權重一時，以致“文化大革命”爆發時出任“中央文革小組”組長。
胡喬木患神經衰弱症，這是確實的。不過，他一病就病得那麼久，內中有沒有政治因素，這就不得而知了。
毛澤東的信中，提及了陳雲、林彪、康生的病況。內中，康生、林彪的病，明顯地帶有“政治病”的色彩……
不再每日一早就看《人民日報》，不再每日“評報”。
不再忙著寫社論，起草中共中央文件。
不再三天兩頭收到毛澤東的便函，不再按毛澤東的囑咐辦這事辦那事。
胡喬木離開了中國的政治核心，離開了北京，“遷地療養”去了。
原本晝夜忙碌的他，此刻像停了擺的鍾，用不著連接發出“滴答滴答”聲了。
“沒有百忙”的“好事之談”
每日喝一瓶酸奶，以補胃酸的不足——那是他動了那次胃切除手術後，留下的後遺症。自然，也鬧小小的笑話。外地招待所的服務員以為北京人偏愛酸奶，給胡喬木的隨行人員也奉上一瓶酸奶。
在療養中他仍手不釋卷，讀書看報，隨手寫寫信。
1962年12月15日，他致函葉籟士，提出建議：
“《文字改革》周刊上可否辟這樣一欄，總題例如‘常用漢字的由來’（‘或這些字為什麼這樣寫’？諸如此類），每期介紹一些字的古今繁簡正俗演變，使一般人了解現在的幾乎任何一個字都是經曆過很多改革……”
1962年11月5日，他致函人民美術出版社，對於《革命曆史畫選》的序言，指出一係列語法上的錯誤：
“第一句：沒有謂語，隻有一個複雜的主語不能成立。第二句：是第一‘句’的謂語，但是全句太冗長了。第三句：也是第一‘句’的謂語，沒有主語。第六第七句：都沒有主語……”
那篇序言，是這樣寫的：
“一百多年來中國人民革命鬥爭所經曆的悲壯曲折道路，特別是近幾十年，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領導下所進行的驚天動地革命鬥爭的英雄事跡，用藝術形式表現出來，使廣大群眾學習革命前輩那種不怕困難、不畏艱難，敢於鬥爭、敢於革命的偉大精神；學習他們對於人民革命事業的無比忠誠，鞠躬盡瘁的崇高品質，以繼承發揚革命的光榮傳統，是有著重大意義的一件事。也是美術家的十分光榮的任務。”
胡喬木的意見，確實是一針見血的。他用“評報”式的目光掃視那本畫冊，立即發現了問題。
他的信到了人民美術出版社圖片畫冊編輯室，理所當然引起了震動。他們當即回信，感謝胡喬木在“百忙”之中，給予指正。
胡喬木見信之後，又於1962年11月30日複函，淡然寫道：
“我現在是在養病，沒有百忙，因此才會作這些好事之談。”
這句話，倒是道出了他彼時的心境。
確實，他正因為“沒有百忙”，所以寫了許多信，作“好事之談”。1963年2月14日，他給人民文學出版社樓適夷，寫了一封近4000字的長信，作“好事之談”——就該社所出的《沒有地址的信——藝術與社會生活》一書，提出詳盡的意見。此外，還對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出版工作，提出意見，諸如：
“已逝世的本國作者，和重要的外國作者，可否多附作者像，下係作者簽名式和生卒表？”“有些書中的專名最好注出原文或拉丁譯名，附人物表者人名後麵也可加原文。如果學術論著，能編索引最好。”在那些日子裏，他在一封信中寫道：“我要我的秘書商愷同誌為中國婦女出版社編一冊《自從我的妻子雙目失明以後》。”此事可謂“好事”之舉。他關注著《白求恩文集》的出版工作，1964年5月3日給包之靜去函，提出意見。他關心著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白求恩傳》一書，把清樣“從頭到尾看了一遍，覺得很好。順手作了一些文字上和標點上的校改”。他發覺“現各種書籍廣告太少見，對讀者很不方便”，於1964年3月14日致函樓適夷，要求加強新書廣告工作。
他見到《北京晚報》上有關“芙蓉國”的文章，剪下，於1964年3月13日寄石西民，說明：“‘芙蓉國’即指湖南”。他跟石西民討論“芙蓉國”，為的是解釋毛澤東的《七律·答友人》中“芙蓉國裏盡朝暉”一句。
又在追趕毛澤東的步伐
中國的政治形勢，日趨緊張。好在胡喬木正“一年、二年、三年”地養病，以至起草那些“重要文件”與他無關了：
關於“四清運動”的《前十條》《後十條》以及《二十三條》；
與蘇共論戰的《一評》《二評》直至《九評》，直至《二十五條》……
林彪崛起，鼓吹“四個第一”“活學活用”；
江青開始“露崢嶸”抓“京劇革命”；
毛澤東尖銳地批評文藝界“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
病中的胡喬木，很少跟毛澤東聯係。1964年4月23日，他給毛澤東寫了一信：
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