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12月，毛澤東在無錫把曾希聖找去，用商量的口氣說，生產恢複了，是否把“責任田”辦法變過來。
曾希聖沒有附和，對毛澤東說，群眾剛剛嚐到甜頭，是否讓群眾再搞一段時間。顯然並沒有領會毛澤東的想法。
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會，曾希聖終於因安徽“大躍進”中刮“五風”嚴重受到批判，又說他主張搞“責任田”是“犯了方向性的嚴重錯誤”“帶有修正主義色彩”，被撤了職。公正地說，安徽“大躍進”中刮“五風”，是與當時大氣候分不開的，是全國性普遍現象，撤銷他的職務，與他堅持“責任田”很有關係。
果然，新省委上任就動手解決“責任田”問題，作出決議，要求在1962年內大部分改過來，1963年收尾。
但是，“責任田”已經讓人民實際體會到了優越性，適應農村生產力的發展和廣大人民的需要，有強大的生命力，廣大農民群眾不願意改變。
1962年8月，安徽太湖縣委宣傳部錢讓能直接給毛澤東寫信，保薦責任田辦法時，曾舉了這麼一個生動的事例：1961年冬，他下鄉到太湖縣徐橋時了解到，徐橋嫁到鄰縣宿鬆的姑娘三天兩頭跑回娘家。當地農民反映說，徐橋搞了責任田辦法，生產不上去，農民生活艱苦。這些徐橋外嫁姑娘回娘家，竟是為了多吃幾頓飽飯，回去還要帶些糧食走。做母親的歎息道：“唉，你們宿鬆不實行責任田，真急人。”
1961年10月安徽省對36個縣的典型調查，實行責任田的36個隊糧食平均畝產比上年增長38.9%，另外36個條件大致相同但未實行責任田的隊，平均畝產隻比上年增長20%，責任田對糧食增產的效果極為顯著。
能增產的辦法，上麵說是資本主義，不讓搞；不利生產的辦法，上麵就是社會主義，壓著搞。農民當然想不通，許多幹部也想不通，紛紛要求維護責任田辦法。在休養中，陳雲看了安徽省搞責任田的材料後，非常重視，認為與他的農村所見、所設想的恢複農業生產的辦法是一條路子。他指出，這是非常時期的非常辦法，肯定了這類做法，叫做“分田到戶”也好，叫做“包產到戶”也好，總之，國家遇到了如此大的天災人禍，必須發動全體農民實行《國際歌》歌詞中的號召“全靠我們自己”，要依靠廣大農民，盡快恢複生產。
由於三年困難時期農村形勢一直十分嚴峻，這就使原先對包產到戶持懷疑甚至反對意見的人，也開始在實踐中重新思考。
1962年2月25日，毛澤東把田家英叫去，要田再組織一個調查組，到湖南韶山等地作調查，主要了解貫徹執行“六十條”的情況。3月底，他們一進村，卻遇到一個沒有料到的情況：社員普遍要求包產到戶和分田到戶，而且呼聲很高，尤以韶山、大坪為甚。對這一情況，田家英沒有精神準備，大家也都沒有精神準備。農民列舉事實，講了包產到戶的許多好處，同時曆數公社化以來集體經濟的缺點和困難，有時同調查組的人辯論到深夜。田家英認真聽取和思考農民的意見，覺得很有道理，調查組內也有人主張實行包產到戶，田便組織全體同誌進行討論，鼓勵大家暢所欲言，充分發表意見。雙方爭論非常熱烈。當時不讚成包產到戶的意見占上風，但是他仍鼓勵少數幾位主張包產到戶的同誌繼續進行研究。田家英心裏很矛盾，他認為，從實際情況看，搞包產到戶或分田到戶明顯地對恢複生產有利。另一方麵，他又覺得，事關重大，在問題上不能輕舉妄動。他私下多次說，在手工勞動的條件下，為了克服當時的嚴重困難，包產到戶和分田到戶這種家庭經濟還是有它的優越性，集體經濟現在“難以維持”，已經萌生用包產到戶和分田到戶渡過難關的思想。但在公開場合，在農民和幹部麵前，對包產到戶的要求他絲毫不鬆口。
田家英就是帶著這種矛盾的心情，到上海向毛澤東彙報的。當時，陳雲也在上海。田家英將三個點的報告同時送給他們兩人，得到的反應迥然不同。
陳雲讀後很稱讚，說“觀點鮮明”，他也打算向毛澤東進言。在這之前，田家英已經把在劉少奇老家炭子衝大隊的調查報告寄給了劉少奇，劉少奇認真地看了，認為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