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調查組查出的一個作風惡劣、群眾反映強烈的農村幹部，陳雲當即支持作出處理。
多少年來，對於農民來說，養豬等於是開了一個活的“家庭銀行”，農民的大宗費用、年節開支，都指望靠豬錢來解決。三年“大躍進”時期，“左”眼病大發作，農民私人養幾頭豬、幾隻雞鴨也成了小資本主義的表現，不準農民養。等到市場缺少肉和蛋，又勉強發還。
對農民私養的豬和雞鴨，曾經兩次沒收，兩次發還。第一次沒收是1958年秋人民公社化時期，到1959年春發還；第二次沒收是1959年廬山會議以後，到1960年冬發還。這麼兩通胡鬧，嚇得農民心驚膽戰，養家禽的積極性一落千丈。
陳雲對農民養豬的事情是非常關心的。1960年陳雲曾專門召集一些有關部門開了兩個星期的會議，應該怎麼樣發展農村養豬事業的問題。陳雲當時對養豬問題了解得很細致，小豬剛生下來，除了喂奶外，到什麼時候該喂什麼，長架子時該喂什麼，架子長起來後育肥該喂什麼東西；一頭豬從出生到出售，共需要多少糧食，多少青飼料。在集體養豬時，精飼料隻好用糧食，私養時每家每戶有泔水，有剩飯剩菜，隻是到架子長成要催肥時需要一些糧食。兩相比較，國營養集體養要這麼多精飼料需要有多少工，需要花多少錢；私養花多少。這樣算私養顯然要省得多。然後又算，喂一頭豬要燒多少柴，私養隻要大人小孩從地裏捎帶一點就夠了，大規模集體養豬，就需要專門供應燒柴或燒煤。從用工來看，集體養豬要專門有人幹，私養就是老太太、小孩，附帶就幹了。私人養豬可積肥料、賣給集體可以增加多少工分。陳雲對這些問題都作了調查，最後說，看來我們的方針應該是私養為主，公養為輔。後來根據會議決定用一兩天時間就起草了一個文件。
1961年初，中央規定了養豬的方針是“公私並舉，私養為主”。但是，一到地方，大家都搞地方土政策，留個尾巴。當時上海市不準農民私養母豬，把農民養的母豬都作價（實際是無償）收歸集體飼養，還把這一條提到刹住農村資本主義發展的高度。由於母豬隻準公養，不但產苗豬大大減少，而且公養母豬的飼養員，遠不如農民細心照顧，科苗豬少，苗豬死亡也較多。
在小蒸，陳雲調查很仔細，開專題會，僅養豬一項就召集公家養豬的六七個人和私人養豬的六七人各座談兩次。公社有15個養豬場，調查組看了十個，陳雲親自去看了兩個。陳雲經過調查後講，不準私養母豬，就解決不了苗豬的供應。
在集體養豬場，陳雲看到，飼養員責任心不強，喂豬時就像食堂開“大鍋飯”，幹稀一律，哪頭豬吃得多，哪頭豬吃得少，根本沒有人管。在大大的豬棚下，豬圈衛生極差，裏麵隻薄薄地鋪了稀落落的一點稻草，濕漉漉的，豬們滾得遍休泥漿。陳雲生氣地說：“從來沒有見過這樣養母豬的地方，這樣的豬場能產豬仔嗎？”
公社幹部彙報說，去年一年公養豬沒賺到錢，反而虧了3.8萬元，平均每個農戶要負擔16元。建豬場，搞基建還花了7萬元。
公社化以前，私人養母豬的時候，平均一頭母豬一年生十四五頭苗，苗豬死亡率隻有6%。實行公養以後，一頭母豬全年平均隻生4.5頭苗豬，苗豬死亡率達到89%。這麼強烈的對比使陳雲很吃驚。但飼養的管理人員不承認自己有什麼責任，而是強調客觀原因。他們說，私養母豬，幾個人管一頭，當然管得好，公養母豬一個飼養員平均要養十頭，加上種飼料、搬飼料的人和管理人員，平均每個人要養四頭，所以養不好。
參觀了集體養豬場後，陳雲得出的結論是：“大而無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