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四個月奮戰，12月22日，《人民日報》以套紅通欄標題報道：《一□七□萬噸鋼——黨的偉大號召勝利實現》。據冶金工業部12月19日的統計，今年全國生產鋼1073萬噸，比1957年的鋼產量增加了一倍。到12月31日，全年累計鋼產量達1108萬噸（應當說明，這些統計數字均包括不合格的土鋼在內）。
同鋼產翻番緊密相聯的是地方工業的大發展。“以鋼為綱”“一馬當先，萬馬奔騰”是當時編製發展國民經濟年度計劃的指導思想和主要方法。整個工業生產的部署是為了保證“鋼鐵元帥升帳”。在南寧會議上，黨中央提出在五年到十年內，各地方的工業產值都要超過當地農業產值。3月成都會議，又進一步提出發展中央工業和地方工業同時並舉的方針。通過了《關於發展地方工業問題的意見》，到4月7日，中央正式批發這一文件，再一次要求各省、自治區盡快使本地區的地方工業總值趕上或超過農業總產值，並把達到這一目標的時間由原來規定的五年到十年縮短為五年到七年。這個文件下達不久，“一個聲勢浩大的地方工業的高潮正在全國形成，從省、市、縣到鄉、社紛紛提出大辦工業的躍進計劃，力爭在五年左右，使地方工業的總產值超過農業總產值”。6月到8月初，黨中央和毛澤東先後提出各大協作區要建立比較獨立、比較完整的工業體係。
工業生產要“大躍進”，農業生產也要“大躍進”。在虛報浮誇的氣氛之下，各協作區也召開了農業會議。6月19日，華東地區召開農業協作會議。7月份，西北、華北，中南等地區也先後召開了農業協作會議，提出本地區農業生產“大躍進”的目標。一向低產的西北地區提出，全地區平均每人的糧食產量，1958年要達到1100斤，1959年要達到2000斤，到1962年要突破3000斤。實現農業增產的主要技術措施，是深翻改土，要求全國在兩三年內把全部耕地深翻一次；還要推行高度密植。從7月份起。各地連續報道“高產”衛星的消息：河南小麥畝產達7320斤；湖北早稻畝產36900多斤，廣西中稻畝產13萬斤，福建花生畝產1萬多斤。在此同時。《人民日報》連續發表《年底算賬派輸定了》《祝早稻花生雙星高照》等社論，批判“算賬派”“條件論”“定局論”。認為農業高產“衛星”的事實生動地證明“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鼓吹”沒有萬斤的思想，就沒有萬斤的收獲，“地的產是人的膽決定了的”，“隻要發揮了主觀能動性就可以有呼風喚雨的力量”。
工農業生產大躍進“思想文化建設也要”大躍進“1958年9月13日至20日，中宣部根據8月北戴河會議精神，召開了一次文藝創作座談會，著重討論了”大躍進中的文藝工作和迎接國慶十周年的文藝創作任務。與會者表示，要像生產1070萬噸鋼一樣，在文學、電影、戲劇、音樂、美術、理論研究諸方麵都要爭取放“衛星”。文藝創作和批評都要大搞群眾運動。
1958年8月和10月間，文化部先後在安徽、鄭州召開了省文化局長會議和全國文化行政會議，部署文化工作的“大躍進”。會議提出群眾文化活動要做到：人人能讀書，人人能寫會算，人人看電影，人人會唱歌，人人能繪畫，人人能舞蹈，人人能表演，人人能創作，鄭州會議還提出文藝創作要“行行放衛星，處處放衛星，層層放衛星”。各級都要成立“藝術衛星指揮部”。一瞬間，各地出現了各種各樣的群眾文化活動組織，例如江西省組織了5000多個山歌社，四川省組織了22000多個農村文藝創作小組。安徽省隊隊有創作小組。由於提出了放文藝衛星的任務。層層布置，層層加碼，使得許多地方提出了很不切實際甚至是荒唐的口號和要求，諸如什麼“兩年就要超過魯迅”“一個夜晚寫60個劇本”“每個縣都要出一個郭沫若”等等。文藝創作出現了反現實主義的傾向，在“新民歌”中表現得十分突出，例如“稻粒趕黃豆，黃豆像地瓜，芝麻賽玉米、玉米有人大，花生像山芋，山芋趕冬瓜，一幅豐收圖，躍進農民畫。”“今年是個豐收年，秋後糧食堆成山，不知糧食打多少，壓得地球打轉轉。”在教育、科技方麵也出現了類似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