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年度以來，由於反對右傾保守思想鬥爭持續開展和急躁冒進情緒的嚴重存在，多、快、好、省口號自提出後，人們看重和追求的往往是多和快，忽視和忘記的常常是好和省，因此這個口號並沒有起到預期的本應起到的積極作用。鑒於這種情況，周恩來等在對建議草案進行第三次修改時，在重要位置出現的“以多、快、好、省的精神”一語即被刪掉了。這以後一年多時間裏沒有人再提“多、快、好、省”了。9月初，周恩來在閱讀修改八大政治報告稿時，將別人改動後的“到1962年要求糧食生產5200億斤、棉花5200萬擔”，恢複為“到1962年要求糧食生產5000億斤左右，棉花4800萬擔左右”。並以堅定的口氣在一旁注明：“糧食產量是經過多次商議並與陳雲同誌談過的”。由於周恩來的堅持，這兩個比較實際又很重要的指標才最後確定了下來。
一個注意到綜合平衡，“既積極又穩妥可靠的”《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1958年到1962年）的建議》，和初步總結了幾年來我國經濟建設寶貴經驗教訓的《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就這樣勝利地誕生了。為“二五”計劃的建設展示了光明的前景。
“保證重點，適當收縮”
為了向即將召開的八屆二中全會提出一個較好的關於1957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報告，為中共中央安排下年度經濟提供正確的依據，做好“一五”計劃和“二五”計劃的銜接工作，在中共八大會議結束後，周恩來、陳雲等轉到了對1957年國民經濟計劃各項指標的研究和計劃的編製工作上。
1957年計劃的控製數字是國家經委從1956年7月開始編製的。當時各部門各地區向經委提出的基本建設投資額高達243億元。當經委把投資壓到150億元時，各部門各地區反對再往下壓了。
周恩來看到這一情況，便對學習秘書範若愚說：“這樣搞計劃不行，仍然是冒進的。我要準備在八屆二中全會上講一講有關問題。”他要範若愚代他查找一下馬克思關於“人類始終隻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因為隻要仔細考察就可以發現，任務本身，隻有在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產生”一段話的出處。以後範若愚找到這段話出自《〈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麵對中國國情，再細細體會馬克思闡明的曆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使周恩來認識到：必須根據幾年來我國經濟建設的經驗教訓，並以蘇聯、東歐國家不顧人民生活去片麵發展重工業而釀成比較嚴重的社會後果為鑒戒，在1957年計劃中充分體現“要重工業，又要人民”的思想，正確處理積累和消費的關係，最大限度地滿足整個社會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的需要。
究竟怎樣才算正確處理兩者的關係呢？周恩來、陳雲、李先念、薄一波等一致認為：壓縮基本建設投資規模是使積累和消費關係正常與協調的根本途徑。基本建設規模下不來，積累率就下不來，財政也就必然會繼1956年之後再度出現較大赤字，物資供需緊張狀況在1956年過多地動用儲備的情況下會更加嚴重。鑒於此，他們決心把基本建設投資壓下來，而且要壓到大大低於1956年投資金額的程度。
10月20日到11月9日，在三周時間裏，周恩來共主持召開了十次國務院常務會議，檢查1956年計劃執行情況和磋商1957年計劃的控製數字。
會上，個別同誌對1956年急躁冒進造成的危害看得並不清楚，仍主張下年度的指標可以訂得高一些，說：“1956年的計劃是冒了，但又因為執行計劃時鬆了，所以才形成到處緊張，投資分散，百廢俱興。”為了適應三大改造高潮的需要，計劃“出了些冒”，“在執行中也不應該鬆。”周恩來當即表示，不同意這種為了政治需要而有意違背客觀經濟規律的做法，懇切地說道：“這個四個字（指前一發言人提到的冒、鬆、分）不能並提，主要是冒了。”“不但年度計劃冒了，遠景計劃也冒了，而且把年度計劃帶起來了。”因此，現在我們“主要應該批‘左’”。李先念指出：“今年成績很大，但問題不少，如不把今年的經驗很好地加以總結，明年就壓不了。”“搞明年計劃，首先把黨的思想統一了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