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政府製造慘案的預謀
段祺瑞鎮壓學生愛國運動，竟歪曲真相，抵賴罪行。當天段執政的國務院發出通電，誣蔑請願者組織敢死隊衝鋒前進，擊死憲兵一人，傷警廳稽查及警察各一人、衛隊多名，當場奪獲手槍數枝。
3月19日，段又命令通緝李大釗、徐謙、李煜瀛、易培基、顧兆熊五人，誣稱“以共產黨執行委員名義，率領暴徒數百人，闖襲國務院，潑灌火油，拋擲炸彈，手持木棒，眾毆軍警”。
當年清華大學體育部國術教員李劍秋先生因國術關係，與當年段祺端衛隊中人有舊誼。他在慘案發生後進城時，曾親到他們那裏坐過。當時衛隊中人告知李先生有關慘殺學生的一些內部消息，就我記憶所及，敘述如下：
段祺端於3月17日將請願代表打傷之後，預料還會有更大的請願發生，因而連夜做好一切鎮壓請願學生的準備工作。
一、在鐵獅子胡同的各衙門和公館門口做好半人高的射擊掩體。
二、決定對前來請願的學生進行鎮壓：請願隊伍如在500人以下，則在大門口由衛隊連開步槍；如在2000人左右，則由中門開機關槍，並指定由該部隊中有名的機槍射手某連長擔任射擊。
三、內部規定，聽到連長哨音則開槍，哨音一停則射擊中止，哨音不斷地吹，則不斷地射擊。
李先生告訴我說：“當日進來的學生在500人以下，如果進來2000人，那就更慘了。”
“三一八”慘案中的北大學生
1926年（即民國15年）3月18日上午，北京市民和學生基於愛國熱情，到臨時執政府請願，要求政府維護國權，拒絕日、英等八國的最後通牒。執政段祺瑞等竟命令衛士槍殺請願群眾，死47人，傷150十餘人，這就是著名的“三一八”慘案。我當時正在北京大學讀書，也參加了那一次請願，被衛士棍傷頭部。同去的李家珍同學，則慘遭槍殺。現在就我的記憶所及，把我當時參加請願中身受、目睹和耳聞的事實經過寫出如下：
慘案起因
1926年春，馮玉祥係國民軍駐在北京和天津一帶，受南方革命勢力的影響，傾向革命。這是帝國主義者所不能容忍的。日本帝國主義者為了鞏固自己在東三省的地位，並把勢力伸進京、津一帶，便指使奉係軍閥張作霖、張宗昌等進攻國民軍。國民軍怕奉方利用渤海艦隊襲擊大沽口，因於3月8日晚起，在大沽口布雷封鎖，禁止通航。英、日兩國領事借口維護通商利益，即向國民軍提出抗議。國民軍允許外輪通航，並規定外輪出入辦法三項：
（1）外輪進口時，須有一引港船為前驅。此引港船行近炮台時，須吹哨為號，向國民軍示意。
（2）外輪出入，必須懸掛其本國國旗。
（3）入口外輪中的華人，須經國民軍檢查，方許通過。與此同時，北京外交使團也於3月10日由領袖公使荷蘭歐登科向北京外交部提出抗議。大沽口封銷交涉還沒有解決，日本帝國主義因張宗昌進攻著著失敗，決定武裝援助，及借口保護僑民，由旅順調遣“藤和”“吹雪”兩艦來津，駛經大沽口，守兵發空槍令其緩行，以備檢查。日艦不理，反以機關槍和大炮還擊。守兵疑係奉艦，因用實彈還擊，日艦乃退。日本公使芳澤竟於3月14日向北京外交部提書麵抗議，提出懲凶及賠償損失等無理要求。北京外交使團受日本公使的慫恿，突於3月16日下午4時由領袖公使歐登科代表英、美、法、日、意、荷、西、比八國，以維護“辛醜條約”為名，用最後通牒照會北京外交部，提出下列狂妄要求：
一、所有從大沽口至天津一帶的戰事，即須停止。
二、所有大沽口一帶的布雷及其他障礙物，立即撤除。
三、所有被拆除的航行標記，即須恢複。
四、國奉雙方交戰船隻，必須駐泊大沽口外，不得幹涉外國的航船。
五、除海員官吏外，應停止對於外國船隻的一切檢查。
倘於3月18日正午關於以上各點不得滿意答複，即采取其認為必要的手段以除去障礙。
慘案經過
八國政府向我國提出最後通牒的消息，當時北京的《京報》《世界日報》《晨報》以及天津的《大公報》等都以頭等重要新聞刊出。北京市總工會和各校、院學生聯合會召開緊急代表會議，討論對策。當時北京大學學生自治會的負責人郭春濤、段純、顏蔚圃等也出席了會議。郭春濤屬國民黨左派，段純、顏蔚圃是中國共產黨地下黨員。會議一致決議，召開市民大會並前往執政府請願，要求政府維護國權，堅決拒絕最後通牒。
當時我住在北京大學西齋（即第一寄宿舍）。3月17日晚飯後，在西齋大門口看到北京大學學生自治會的一張通告，內載：
英、日等八國向我國發出最後通牒，妄提無理要求，並限於3月18日午前答複；凡屬國人，莫不義憤填膺，切齒痛恨。業經呈請教務長批準於3月18日停課一日，前往天安門參加市民大會，並赴執政府請願，要求政府堅決拒絕最後通牒，反對帝國主義侵略，事關國家存亡，務希全體同學於是日上午8時在第一院操場集合，結隊前往，切勿遲誤為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