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的出走
馬克思主義認為：“任何地方發生革命震動，總是有一種社會要求為其背景。”但是，反動的封建統治者，並不能也不願意去認識這條真理，他們往往“把革命的發生歸咎於少數煽動者的惡意”。
由於北京大學是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又是“五四”示威遊行的發動者，因此蔡元培校長就成了反動派攻擊的主要目標。“於是北京學生一萬五千人所為之事，乃加罪於北大之一校，北大一校之罪加之於蔡校長之一身。”
在5月4日當晚的內閣緊急會議上，反動派即深責教育部門，並集中攻擊北京大學和蔡元培，教育總長傅增湘曾為蔡略加解釋，便遭到內閣總理錢能訓的責問：“汝謂蔡鶴卿校長地位不能動搖，假若蔡死則何如？”傅因而於5月6日便提出了辭呈。
上麵這段消息（錢對傅的責問），曾為當時報紙紛紛登載。於是曹汝霖、章宗祥行將報複之說四起，有的說他們“一方麵以300萬金購人刺蔡，一方麵派人焚北大校舍，殺北大學生”。有的人還說徐樹錚已經調來了軍隊，在景山上架起了大炮，準備轟擊北京大學。這些傳說，很可能都是謠言，但它並不是違反邏輯的。而且，在許多傳說中，有一條確是事實，即內定要更換蔡元培的校長職務。“某派即提出馬其昶為北京大學校長，已得當局同意。”
在這種形勢下，蔡元培於被捕學生獲釋後不久，便準備了向北京政府的辭呈。辭呈說：“元培濫膺校席以來，不稱厥職，久圖引退。此次大學校學生，因愛國之故，激而為騷擾之舉動，元培實屍其咎。唯因當場學生被拘，不能歸罪於少數，未即引咎。目下學生業經保釋，各校亦已一律上課，元培不敢屍位，謹請辭職以避賢路。”
蔡元培辭職的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在後來解釋這一行動時說：“被拘的雖已保釋，而學生尚抱再接再厲的決心，政府亦且持不做不休的態度。都中喧傳政府將明令免我職而以馬其昶君任北大校長，我恐若因此增加學生對於政府的糾紛，我個人且將有運動學生保持地位的嫌疑，不可以不速去。”
辭職是可以理解的，但秘密出走卻給人留下了一個謎。蔡於5月8日下午得一緊急消息；9日晨5時半，秘密出京，行前向北大師生留下了這樣一個啟事：
“我倦矣！‘殺君馬者道旁兒也。’‘民亦勞止，迄可少休。’我願少休矣！北京大學校長之職，已正式辭去。其他向有關係之各學校各集會，自5月9日起，一切脫離關係。特此聲明，惟知我者諒之。”
“殺君馬者道旁兒”，這是什麼意思？學生們不能理解。5月10日，一位北大的文科教授向學生指出了這個典故的出處和含義：“‘殺君馬者道旁兒。’《風俗通》曰，殺君馬者路旁兒也。言長吏養馬肥而希出，路旁小兒觀之，卻驚致死。按長吏馬肥，觀者快之，乘者喜其言，馳驅不已，至於死。”
蔡引用這個典故的意思，顯然是在說，同學們不要再挽留我了，讓我走吧，不然，我會積勞致死的。同學們雖然是愛護我，其結果反倒害了我。後來（一年以後），他解釋說，引《風俗通義逸文》典故，“但取積勞致死一義，別無他意”；引《詩經？民勞》兩句，也隻是“但取勞則可休一義”。
當時曾有人認為：“君者指政府，馬者指曹章，路旁兒指各校學生。”這顯然是一種誤解。照這種解釋，蔡元培把一切罪過都推到學生身上了，而這是不符合當時蔡的思想情況的。
蔡於5月9日晨，至天津；不久離津，乘津浦車南下。離津時曾和一友人談話。從談話中，使我們解開了蔡元培出走之謎。現將當時報道和談話抄錄如下：
蔡孑民南下登車時，遇一天津友人，詢以辭職何以如此堅決？蔡曰：“八日午後，有一平日甚有交誼而與政府接近之人又致一警告謂：君何以尚不出京？豈不聞焚燒大學、暗殺校長等消息乎？我曰：誠聞之，然我以為此等不過反對黨恫嚇之詞，可置不理也。其人曰：不然，君不去，將大不利於學生。在政府方麵，以為君一去，則學生實無能為，故此時以去君為第一義。君不聞此案已送檢察廳，明日即傳訊乎？彼等決定，如君不去，則將嚴辦此等學生，以陷君於極痛心之境，終不能不去。如君早去，則彼等料學生當無能為，將表示寬大之意敷衍之，或者不複追究也。我聞比語大有理。好在辭呈早已預備，故即於是晚分頭送去，而明晨速即離校，以保全此等無辜之學生。”
這位友人的規勸，出自何意，另作別論。從蔡元培這方麵說來，顯然是為了保護學生才秘密出走的。看來，這點可以肯定。
可能是怕被人誤解，所以在蔡出走後的第二天（5月10日），即給北大同學來信，明確地解釋自己出走的原因。這封信的上款為“北京大學同學諸君鑒”，下署“十日蔡元培啟”，信的內容是：
仆深信諸君，本月四日之舉，純出於愛國之熱誠。仆亦國民之一，豈有不滿於諸君之理？惟在校言校，為國立大學校長者，當然引咎辭職。仆所以不於五日即提出辭呈者，以有少數學生被拘警署，不得不立於校長之地位以為之盡力也。今幸承教育總長、警察總監之主持，及他校長之援助，被拘諸生，均經保釋，仆所能盡之責，止於此矣。如不辭職，更待何時？至一麵提出辭呈，一麵出京，且不以行蹤告人者，所以避挽留之虛套，而促繼任者之早於發表，無他意也。北京大學之教授會，已有成效，教務處亦已組成，校長一人之去留，決無妨於校務。惟恐諸君或不見諒，以為仆之去職，有不滿意於諸君之意，故特在途中，急促書此。以求諒於諸君。
這封信，反映了蔡元培對五四運動的矛盾心情：學生行動“純出於愛國之熱誠”，我是同情的；但學生的職責是讀書，5月4日的行動是越軌的，我是校長，應該負責。由於對學生的同情，他積極營救被捕學生；由於認學生運動為越軌，他又“引咎辭職”。這種矛盾，生動地說明了這位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教育家的性格。
但是，蔡元培在當時是受到廣大師生尊敬的。特別是他積極營救被捕學生，而且直到學生獲釋後，才辭職出走，更贏得廣大師生的同情。
學生們堅決要求蔡元培回校，拒絕北京政府另派校長。這一鬥爭的意義，不僅是蔡的個人去留問題，更重要的是它堅持了學生愛國運動的正義性質，即：錯了的不是學生，而是政府。
蔡元培的辭職和出走，在他個人來說，是一種消極的行動。但是，這一消極行動卻取得了意想不到的社會積極效果。因為，一場愛國運動的爆發，“不是少數幾個人活動的結果，而是人民的要求和需要的自發的不可遏止的表現”，反動派“如果企圖用暴力來壓製這種要求，那隻能使它愈來愈強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