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前夕的一些醉心於“法蘭西文明”的啟蒙思想家們，在自然科學方麵，大都是讚成唯物論的。他們在破除迷信、愚昧方麵，具有一定的建樹。
打倒吃人的禮教
孔家店是民主和科學的大敵。針對“五四”前的尊孔逆流，《新青年》進行了有力的反擊。
1916年10月至12月，《新青年》編者陳獨秀連續發表了三篇論文（《駁康有為致總統總理書》《憲法與孔教》《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對康有為這位孔教教主的謬論，進行了有力的駁斥。
《駁康有為致總統總理書》，針對康一意要把孔教定為國教的論調，指出孔教和帝製的關係，說“別尊卑、重階級、事天尊君”這些孔教思想，正為曆代帝王所利用。袁世凱帝製雖然失敗了，可是“康先生”很怕人們丟掉“帝製根本思想”，所以仍然“銳意提倡”。陳獨秀根據西方國家信教自由的原則，駁康有為請定孔教為國教的種種理由說：“信教自由，已為近代政治之定則。強迫信教，不獨不能行之本國，且不能施諸被征服之屬地人民。”康有為雖然自誇他曾“三周大地，遊遍四洲，經三十國，日讀外國之書”，但陳獨秀卻嘲笑了他的無知，說他“不通外國文，於外國之倫理學，宗教史，近代文明史，政治史，所得甚少”。
《憲法與孔教》一文，指出：現在的憲法是根據“歐洲法製之精神”製訂的，而這種精神是以“平等人權為基礎的”，如果憲法上訂了尊孔條文，那麼其他條文都可以不要了。
《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從現代經濟生活和現代倫理關係上，論證了孔教之道不適於現代經濟生活。現代經濟生活，是“個人獨立主義”，與此相適應，現代倫理學也是“個人人格獨立”，“社會風紀，物質文明，因此大進”。但是，孔教宣揚的卻是“父母在，不敢有身，不敢私進財”，這都不符合現代的“個人獨立之道”。
不但要求個人獨立之人格，而且要求個人獨立之財產。這裏，反映了當時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要求，也說明了反對封建倫理道德的社會意義。
對於康有為的上書，李大釗也連續發表文章，予以駁斥。1917年1月30日，李在《甲寅》日刊上發表了《孔子與憲法》一文；2月4日又發表了《自然的倫理觀與孔子》一文。
李大釗指出：孔子是“數千年前的殘骸枯骨”，將此“殘骸枯骨”，進入現代國民精神結晶之憲法，那麼這種憲法就是“陳腐死人”的憲法，而不是“我輩生人”的憲法。
李大釗也指出了孔教和帝製的關係，說孔子是“曆代專製之護符”，“專製不能容於自由”，將孔教載入憲法，是“專製複活之先聲”。
李大釗也以近代唯物論的觀點，說明道德之進化是隨著社會進化而來的，“古今之社會不同，古今之道德自異。”而自然之變，絕不是“神秘主宰”的“惠與”，也不是“古昔聖哲”的“遺留”。他表示自己反對孔教的決心說：“雖冒毀聖非法之名，亦所不恤。”
在反孔教的鬥爭中，魯迅以小說和雜感等文藝形式，和李大釗等並肩戰鬥，並和李大釗結成了深厚的戰鬥友誼。
1918年5月，魯迅在《新青年》上發表的《狂人日記》，是他的第一篇白話文小說，也是他開始用魯迅筆名射向封建禮教的第一支投槍。
同年9月起，魯迅在《新青年》“隨感錄”欄連續發表短評（至11月，共寫隨感錄二十五、三十三、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等六篇，1919年又寫了隨感錄三十九至四十三、四十六至四十九、五十三至五十四、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等許多篇），不斷地批判封建禮教。1919年3月，他還在《每周評論》上，用庚言的筆名，發表了三則《隨感錄》（《敬告遺老》《孔教與皇帝》《舊戲的威力》），對孔教及尊孔派、封建文化進行了有力的打擊。
魯迅把自己這一時期的作品稱作“遵命文學”，他說：“這些也可以說，是‘遵命文學’，不過我所遵奉的，是那時革命的前驅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願意遵奉的命令”。
在《狂人日記》中，魯迅借著“狂人”的口，憤怒地揭穿延續幾千年的封建禮教的真麵目：“我翻開曆史一查，這曆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頁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裏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
魯迅以深邃的思想，沉痛地揭露了封建倫理的根深蒂固和害人之深：“他們可是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師生仇敵和各不相識的人，都結成一夥，互相勸勉，互相牽掣，死也不肯跨過這一步。”“他們會吃我，也會吃你，一夥裏麵，也會自吃。”“四千年來，時時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
魯迅對那些維護封建禮教的人，予以警告說：“你們立刻改了，從真心改起：你們要曉得將來是容不得吃人的人。”
《狂人日記》是一篇對封建禮教的控訴書，是一把擊中封建禮教的匕首。它號召千百萬人民起來進行戰鬥。從此以後，打倒“吃人的禮教”，成為人們的口頭禪。
繼《狂人日記》，魯迅又發表了《我之節烈觀》《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對夫權主義、父權主義（《三綱》中的兩綱：夫為妻綱、父為子綱），進行了有力的批判。
對於在“節烈”的名義下無謂犧牲的婦女，魯迅認為應該追悼，並認為今後的人們應該使婦女從“節烈”的枷鎖下解脫出來。他說：“我們追悼了過去的人，還要發願：要自己和別人，都純潔聰明勇猛向上。要除去虛偽的臉譜。要除去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強暴”。“我們追悼了過去的人，還要發願：要除去於人生毫無意義的苦痛。要除去製造並賞玩別人苦痛的昏迷和強暴。”“我們還要發願：要人類都受正當的幸福。”
關於父權主義。魯迅在《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一文中指出，父親必須正確地教育孩子，使今後的孩子超越自己，超越過去。他說：“超越便須改變，所以子孫對於祖先的事，應該改變，‘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當然是曲說，是退化的病根。”在封建的父權主義下所管教的孩子，是永遠不超越父親、超越過去的，隻能是“窮人的孩子蓬頭垢麵的在街上轉，闊人的孩子妖形妖勢嬌聲嬌氣的在家裏轉，轉得大了，都昏天黑地的在社會上轉，同他們的父親一樣，或者還不如。”因此，必須改變這種狀況，必須使孩子們在封建的父權主義下解脫出來。魯迅號召說：“先從覺醒的人開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後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