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時的蔣介石，懼怕因不知殺史內情、又獲知情由的魯滌平會認真偵查破案，於是，他就以辦案不力為借口，將魯滌平調離浙江，接替陳調元，去南京就任所謂軍事參議院院長的閑職。而魯滌平的原職，就由黃紹竑來擔任了。
蔣介石惱怒於戴笠等人在“史案”過程中手腳做得不幹淨，給魯滌平抓到了把柄，再加上聽到魯滌平私下裏的一些“牢騷”，於是一怒之下，命令戴笠暗囑趙文龍對魯滌平下手。於是，在1935年3月15日的一次宴會上，魯滌平的酒食中被人暗放了毒藥。結果半夜毒發，魯滌平一命歸陰。蔣介石還假惺惺地為魯滌平作了挽聯：遺愛在錢塘猶見白蘇政績，大星隕衡嶽長留褒鄂勳名。
按下了葫蘆，又漂起了瓢，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魯滌平的猝死，引起了其妻丁靜安和愛妾沙佐安的疑心。當時說魯滌平是因中風搶救不及而死，一般人都信以為真。可是，他的妻子和愛妾卻不這麼看。因為隨侍在魯滌平身邊的這一對妻妾知道，主子雖然一向身體不佳，卻沒有高血壓之類的疾病。她們還從魯滌平生前的口風中，得知了“史量才被刺案”的不同尋常。魯滌平猝死之時，她們更親眼看到了其死相的難堪，尤其是在他臨死時的喃喃中，斷斷續續地吐露出的一些隱情也被她們聽到了。然而，身處高牆深院中的魯滌平的妻妾們，卻不知“江湖”的凶險，魯滌平的愛妾沙佐安居然揚言要在魯滌平開喪時為其一洗冤屈。 因刺殺史量才露出破綻被上峰責罵的趙文龍等人，聞此後異常慌張，他們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再次舉起滅口的魔爪。於是，魯滌平的愛妾沙佐安在魯滌平開吊前夕，竟然跳樓殉夫了。其真相應該是“被跳樓”。
在那個國民黨勢力一手遮天的年代，史量才被刺案及其引發出來的連環案，喧囂一時後，俱歸沉寂，均不了了之，徒留下曆史老人的一聲聲沉重的歎息。 日軍當年為何未能占領陝西？
抗戰時期的陝西在全國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陝西作為西北之咽喉，尤其是陝甘邊區作為全國模範抗日基地、新民主主義建設的示範區，既是抗日戰爭的政治指導中心，中共中央和八路軍總部所在地，又是堅持抗日戰爭的後方基地。它成為日軍狂轟濫炸的主要目標之一，8年中，日軍飛機轟炸陝西560多次，投彈1.36萬餘枚，死傷民眾萬餘人，炸毀房屋4.3萬餘間。其轟炸時間之多，範圍之廣，均居全國前列。
然而，在整個抗戰時期，除陝北的府穀淪陷數小時外，日軍基本沒有能夠侵占陝西的一寸土地，這是為什麼呢？
且聽筆者為各位看官解析這一疑問。
1937年7月全麵侵華戰爭爆發後，日軍占領了華北大、中、小城市和交通沿線的土地，又向南方大舉進攻。這年秋天，日軍又派出兵力，直撲陝西。他們認為打下陝西，就可進軍西北和西南，配合其南下大軍，速戰速勝滅亡中國。
日本方麵認為，陝西是抗日中堅--中共中央所在地，而西安是張、楊逼蔣促成全國抗戰的基地，打下陝西是對中國抗戰精神的致命一擊。所以對於陝西，他們是誌在必得。
還有一個因素，那就是雙方的實力對比十分懸殊。抗戰開始後，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主力已開到晉西北前線，在關中的楊虎城部隊主力也開到了山西河北交界的前線。陝北留守的部隊隻有1萬多人，要防守300多公裏的黃河西岸；關中留守的6000多人，要防守100多公裏的關中東部。日軍先後投入進攻的部隊有5個師團，3個旅團，四五萬人，三倍於我軍；又有空軍、炮兵配合，日軍以為攻取陝西不是什麼難事，以為勝利在握指日可待。
但是，當自命不凡的日軍迅速推進到陝西東界的黃河東岸，一看到黃河，就為之失色：世界上竟有這樣雄偉的河流，太可怕了。不得不停止了前進的步伐。黃河從陝西省的府穀向南到韓城禹門口，奔騰在陝西、山西間的峽穀中，似從天而降，又一瀉千裏，吼聲震動，力衝萬鈞。黃河在禹門口，猛出峽穀，一展數十裏之寬，如海如潮，泥潭、沼澤四布，流向深淺莫測，古來即為渡軍之大忌。
洶湧澎湃的河水巨瀾翻卷，黃河天險讓日軍很是頭疼。
既來之，則戰之。經過一冬的謀劃，日寇采取的戰法是：先用空軍對我守軍狂轟濫炸，使我無力還擊，然後用武裝的船隻強渡占領渡口，後續部隊迅速登陸，汽車、裝甲兵馬上開來。準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給我軍以沉重打擊。
而對於隨時可能打過黃河的侵略者，我軍嚴陣以待，決心禦敵於黃河彼岸。抗日軍民在山區中修了堅固的工事，配備了強大的火力，在敵人船隻開到河中時，打個人仰馬翻，並向對岸敵軍發射迫擊炮，堅決頂住，並迂回渡過黃河，從背後打擊日軍，使其有被前後夾擊之憂，無法組織渡河戰役。
從1938年到1939年底，日軍從府穀渡口到潼關渡口，發動了大小20多次的渡河戰鬥，均以失敗告終。
1939年，國民黨第二號人物汪精衛公開投降了日本後，竟然無恥地建議日本要盡快占領陝西，說這樣就可迅速戰勝八路軍和盤踞在陝西的楊虎城所部。日本人於是又對陝北宋家川（即吳堡縣城所在地）這個大渡口，一連進行4次攻擊，最少時用兵500人，多時1500人，飛機大炮開路，戰船跟進。但我軍在敵人濫炸時，集中向敵船發射火力，打得敵人人仰船翻，落荒而回。但回到東岸時，準備渡河的後續日軍又遭到突如其來的襲擊，陣營大亂，趕快向太原方向退去。日軍先後在府穀、神木、佳縣、吳堡、棗林坪、馬頭關、大慶關、潼關發動的進攻，也是每次出動5000到10000人的兵力，都遭到同樣的戰法而被擊退。值得一提的是，楊虎城所部在朝邑（今大荔）、鄧寶珊所部在榆林向企圖從東、從北（包頭）強渡黃河的日軍，都予以了狠狠的打擊。府穀和大慶關（朝邑）都被日軍一度占領，很快就被抗日的力量反擊並收複。
1939年後八路軍在華北建立了根據地，深入敵後，不斷向日軍發起攻擊，使得日寇再無力西顧了。此後，他們偃旗息鼓，不再企圖打到陝西了。
1939年被我軍俘虜、曾在宋家川參加渡河作戰的日軍一司號兵山田回憶說：“船到河心，每一個浪就是一座大山，船過了一個浪頭，我們都嚇一臉煞白，全身發軟。哪還能打仗。大大的可怕。”
黃河天險加上抗日軍民的頑強抵抗，致使日軍始終未能占領陝西的一寸土地。使陝西得以成為抗戰的大後方，特別是成為中共中央指揮抗戰的大本營，又成為解放戰爭勝利的領導中心。
二戰時日本為何獨不敢侵略澳門？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先後有61個國家和地區、20億以上的人口被卷入戰爭，作戰區域麵積2200萬平方千米。特別是作為法西斯軸心國之一的日本，在戰前吞並了朝鮮與中國的台灣，在二戰中又侵略了中國、菲律賓、越南、老撾、緬甸、柬埔寨、馬來亞、新加坡、印尼、文萊、巴布亞新幾內亞等國家，以及時為英國殖民地的香港等地區，唯獨對彈丸之地的澳門卻不敢染指。這是為什麼呢？
據劉成禺著《世載堂雜憶》中的說法，日本之所以在二戰中不敢對澳門下手，主要是由於當時巴西的一個照會唬住了日本的緣故。
作為晚清以至民國時期的重要人物，劉成禺親身經曆了許多曆史大事。諸如1903年他加入興中會，並追隨孫中山從事革命運動，在美國主辦《大同日報》，宣傳革命思想。他生平交友廣泛，與當時的上層人物大多都有來往，所以他的著作內容廣泛，而且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同時他還是位有名的詩人，董必武評價他說道：“武昌劉禺生以詩名海內，其膾炙人口者為洪憲紀事詩近三百首，餘所見刊本為洪憲紀事詩薄注四卷，孫中山、章太炎兩先生為之序。中山先生稱其宣傳民主之義。太炎先生謂所知袁氏亂政時事劉詩略備”。
劉成禺一生著作甚豐，主要的如《洪憲紀事詩》、《世載堂詩集》、《太平天國戰史》、《世載堂雜憶》等。劉成禺的《世載堂雜憶》全書近二十萬字，是他在1940年代在上海《新聞報》副刊上發表的短文集。當時廣為流傳，現有流行的大多為錢實甫整理，1960年中華書局出版的版本。此書主要從多方麵反映了晚清以至民國時期的人物事跡、政治製度、社會變革等等，是近現代史研究的重要參考資料。在《世載堂雜憶》中，劉成禺較為詳細地詮釋了二戰時日本為何獨不敢侵略澳門：古代巴西為印地安人居住地。1500年4月22日，葡萄牙航海家佩德羅？卡布拉爾抵達巴西。他將這片土地命名為“聖十字架”，並宣布歸葡萄牙所有。由於葡殖民者的掠奪是從砍伐巴西紅木開始的，“紅木”（Brasil）一詞成為巴西國名，並沿用至今，其中文音譯為“巴西”。16世紀30年代葡萄牙派遠征隊在巴建立殖民地督。巴西地廣人稀，一直苦於無人開發。葡萄牙人曾給大清朝表達過歡迎移民的意願，希望中國人移民巴西，一起開發這個南美洲麵積第一大的國家。為了保證不留後遺症，葡萄牙殖民者提出了以下條件：（一）凡中國人民願移民巴西者，一定要入巴西國籍。（二）中國人民願移民巴西者，一定要有家眷同往。拒絕單身漢。（三）中國人民願移民巴西者，必須以農工為業，拒絕無業遊民。中國人向來安土重遷，這些苛刻的條件無異於把他們連根拔走，徹底斷了和祖國的聯係，當然沒人願去。而大清國執政者對這些合作條件也不滿，於是便懶得搭理了。
看到中國對此很不熱情，巴西隻好轉而與地狹人多的日本商量，日本人喜出望外，立馬就答應了，並從此陸續地大量地向巴西輸出勞動力。及至二戰開始，已有三百多萬日人移民到巴西。
二戰中日本大肆侵略，除了大規模侵華外，還將魔爪伸向了東南亞和周邊地區以及太平洋諸島嶼。殖民澳門的葡萄牙很緊張，擔心日本也會侵略澳門，於是讓自己的兄弟國巴西給日本發了一個照會，照會中稱：“如果日本人以武力入侵澳門，巴西就把所有日僑攆回本國。”這一威脅還真管用，把日本人嚇出了一身冷汗，是啊，若三百萬人一起被掃地出門趕回老家日本，不僅會造成很大的混亂，還會衍生很多的麻煩，所以投鼠忌器的日本人屈於巴西的施壓，在二戰中從始至終都沒敢對澳門下手。
中國為何開戰十年後才向日本宣戰？
1931年，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發生後，中國人民就開始浴血奮戰抗擊日本侵略者。東北各階層人民和愛國官兵紛紛組織抗日武裝，奮起抵抗。這些抗日武裝被統稱為東北抗日義勇軍。比較著名的有以馬占山為總司令的黑龍江抗日救國軍，以王德林為總指揮的吉林中國國民救國軍，以李杜為總司令的吉林自衛軍，以鄧鐵梅為總司令的東北民眾自衛軍，以耿繼周為首領的東北民眾抗日義勇軍，以蘇炳文為總司令的東北民眾救國軍等。參加東北抗日義勇軍的有工人、農民、學生、知識分子、東北軍官兵、地方官吏和士紳，還有遍布東北各地的綠林武裝以及紅槍會、大刀會等。迫使日軍不得不多次向東北增兵設防。
緊接著，日本軍國主義為了轉移視線，又將侵略目光投向東三省之外，於1932年1月28日武裝進犯上海，遭到以十九路軍為主的中國軍民的堅決抵抗，爆發了著名的“一？二八”淞滬抗戰，亦稱淞滬保衛戰。
按照國際慣例，交戰國一旦長期開戰，都會宣布斷交進入戰爭狀態。然而此後十年，中國和日本兩國政府竟然都沒有正式宣布斷交，也未宣布進入戰爭狀態，直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中國才正式向日本宣戰。
中國為何在日本侵入十年後才向其宣戰？此中有什麼隱情？筆者通過分析史料後認為，之所以如此，主要是中日雙方當時權衡利弊的結果。
原來，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政府一直對日本存有幻想。1937年盧溝橋事變第3天，蔣介石仍讓外交部長向日本駐華大使發出照會，要求與日本進行談判，希望能和平解決戰事。但談判建議很快遭到日方拒絕，日方傲慢地說：“軍刀既拔出，焉能不見血而入鞘！”
談判不成，蔣介石既尷尬，又惱火。娘希匹，這些倭寇真可惡。7月16日，蔣介石壓著一肚子火氣，指示國民政府行政院召開會議，專門研究討論對日宣戰問題。經過對抗戰敵我態勢發展和國際形勢的分析，與會人員充分權衡對日宣戰可能產生的利弊後達成共識，一致認為：不宣戰、不絕交是中國目前對日關係的上策。其理由有以下幾點：一是恐援華軍需物資的海運線被切斷。中國的軍需物資遠遠不能自給自足，絕大部分須依靠外國進口。如果中國公開對日絕交宣戰，日本就會以交戰國的身份通知各國禁止一切軍需品和軍需原料輸入中國，並切斷中國的海上運輸線，而中國則沒有能力保護大量的外國援華物資由海上輸入中國。
二是擔心德國軍械裝備來華受阻。中國在近幾年的整軍備戰中通過德國軍事顧問團剛剛整訓裝備起幾個德械師，當時在德國還有大量預訂的重要軍事裝備沒有到貨，如果宣戰，日本就會名正言順地迫使德國取消對華軍售，這對中國的持續抗戰十分不利。
三是無力解決雙方的僑民問題。如斷交與宣戰，中國在日本的僑民將被驅逐或拘捕，而中國目前又無撤僑和護僑的能力，相反日本在華僑民則可遷入英法等國租界繼續發揮侵華第五縱隊的作用，而中國政府卻無法驅逐和幹預。
正因為不得不考慮與顧及以上的諸種因素，蔣介石才投鼠忌器隱忍不發。在相當長的抗戰過程中，他一直采取著一麵守城一麵媾和的策略。不過這位委員長組織的幾次大型保衛戰確實打得很賣力很慘烈，盡管最終都失敗了，但重重地打擊了日本侵略者的囂張氣焰。
在侵華戰爭全麵爆發後，日本同中國一樣對宣戰問題十分重視。其內閣曾多次就與中國宣戰和斷交問題進行討論。軍方的一致意見是“以不宣戰為宜”。其理由是，宣戰雖然可以阻止中國與第三國的經濟往來，最大限度地切斷中國軍事裝備的輸入，但日本也是一個資源匱乏的島國，大部分軍用物資原料要靠國外進口，如果宣戰，同情中國的國家就會限製對日戰略原料的出口，日本甚至還會遭到國際上的經濟製裁，這對日本來說無疑是弊大於利。
忍耐，再忍耐。終於，機會在等待中來了。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國際形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反法西斯的陣營越來越強大了。這時，蔣介石才再也不需要權衡利弊了，徹底放棄了對日媾和的念頭。1941年12月9日，是蔣介石揚眉吐氣的一天。這一天，蔣介石政府代表的中國正式對法西斯日本、德國、意大利宣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從此掀開了新的一頁，世界正義力量最終贏得了反法西斯戰爭的徹底勝利！
首揭汪精衛叛國醜聞的新聞怪傑
1939年12月，汪精衛秘密離開重慶經由昆明飛抵越南河內，於12月9日在河內發表了臭名昭著的“豔電”，響應日本政府的近衛聲明，向國民黨當局建議“中日和平”，力勸蔣介石投降，聲言日本政府的聲明是和平的原則，國民政府應以此為依據與日本政府交換誠意，以期恢複和平。從此，以汪精衛為首的國民黨親日派公開投進了日本帝國主義懷抱。
以汪精衛為首的國民黨黨內親日派脫離中央投日，對國民黨來說，自然是一大醜聞。國民黨最高當局當然不願家醜外揚，於是便“嚴密封鎖”消息，禁止媒體報道。重慶各報雖略知內幕，但身處“陪都”之地，在新聞管製的高壓政策下，都無法揭露此事。
結果，第一個將這則驚天新聞公之於眾的是民國新聞怪傑嚴怪愚，他是湖南《力報》采訪部主任，當時正在重慶采訪。
嚴怪愚本名嚴正，湖南邵東縣人。早年上湖南大學時，常用嚴怪魚為筆名發表抨擊時弊的文章。此名來自他家鄉的一種鯰魚，此魚習性古怪刁鑽，故當地人常用“鯰魚拐事”或“鯰拐子”來形容性情怪僻之人。嚴正取其諧音而用之。後來，有人指責他又怪又愚蠢。於是他索性以嚴怪愚為名了。
1935年，嚴怪愚從湖南大學經濟係畢業，供職於湖南《力報》。1936年“三八”婦女節，二十六歲的嚴怪愚與大家閨秀姚家芳參加了長沙市政府舉辦的湖南第一次集體婚禮，這事在當時很轟動。姚家芳的父母極力反對女兒嫁給一個“窮書生”。但嚴怪愚不向反對勢力低頭，情願托朋友向成衣店賒賬為新娘子做嫁衣，亦不去討好很有錢的嶽父，其個性由此可見一斑。
嚴怪愚婚後半年多，曾與省府主辦的《國民日報》打了一場“筆墨仗”：1936年10月19日，文壇巨匠魯迅先生逝世，國民黨政府竟下令禁止新聞界著文悼念。在嚴怪愚的力主下，《力報》挺身而出，冒著風險刊登了一係列悼念魯迅先生的文章。其時，剛好段祺瑞也辭世了，當時在東南新聞界風頭十足的《國民日報》主編羅心冰，就抓住魯迅與段祺瑞兩人的遺囑大做文章，還出特刊追悼段祺瑞，與《力報》唱對台戲。羅心冰在一篇《隨便談談》的文章中，說段祺瑞至死不忘國事，仍在為國家操勞，貶責魯迅死也不忘個人恩怨，為兒女操心。因此，他得出結論說，“魯迅之死不算得損失，段祺瑞之死才算得損失”。嚴怪愚馬上在《力報》上撰文回駁，他寫道：“魯迅的遺囑，我喜歡他的‘硬’，喜歡它刻毒而近乎實在……段祺瑞的遺囑，我喜歡他的堂皇，口氣足，雖然實際上做不到，事實上近乎誇大，可是到底可以給‘幻想’一點安慰。但我更愛魯迅，因為他一生沒有做過‘媚’的文章，他始終站在反帝反封建的前沿，為民眾的覺醒而呐喊。的確，段祺瑞功在‘民國’，那麼，魯迅則功在‘國民’了。”
於是兩人唇槍舌劍，你來我往，在報端上打起了筆仗，此番論戰，嚴怪愚明顯地占了上風。老報人羅心冰萬萬沒想不到自己會敗在年僅二十六歲的嚴怪愚手裏，他大罵嚴怪愚“領了俄國盧布”和“啃了俄國的黑麵包”之餘，隻好央人斡旋調停，論戰才告結束。
抗戰開始後，愛國心切的嚴怪愚同範長江等一批熱血青年記者，活躍在烽火連天的抗戰前線。1938年春，他作為隨軍記者來到徐州大戰的前線，同其他記者一起受到了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將軍的接見。
在徐州前線，還發生過這麼一件事：一次，嚴怪愚在陣地上撿到一個炮彈引線管，他不知是什麼東西，撥弄了幾下順手一扔，結果“轟”的一聲，震耳欲聾，等他清醒過來，發現右腿已被炸得鮮血淋漓了。一些士兵替嚴怪愚包紮傷口時取笑說：“嚴書生，怪愚，名不虛傳。好在你命大，不然早就報銷了！”他也忘了疼痛，跟著眾人笑起來，說：“大難不死，必有後福啊！”
短短的兩個月的前線歲月，他采寫並發表了《憑吊台兒莊》、《隴海東線》、《我們新的長城--黃河防線》等10萬多字的戰地通訊，用他那飽蘸感情的筆鋒，揭露了日本侵略軍的野蠻行徑，謳歌了中國軍民英勇抗戰的業績，極大地鼓舞了全國人民的抗日鬥誌。
同時，嚴怪愚還冒著“傾共”嫌疑，毅然在《力報》上刊登了毛澤東的《論持久戰》。不久，在武漢，由範長江、陳儂非等人介紹，嚴怪愚毅然參加了黨領導下的“青年記者協會”和“中國新聞社”。
以汪精衛為首的國民黨親日派公開投日時，國新社名記者範長江也在重慶，他得到消息後由於種種原因發不出去，情急之下，他想到了嚴怪愚，於是就將有關材料轉給了嚴怪愚，說：“這可是全國乃至國際上轟動一時的醜聞和要聞，重慶各報均不敢發表。《力報》辦在湖南，‘山高皇帝遠”，老弟，你敢不敢鬥膽捋虎須，把這個馬桶蓋揭開，以喚起全國民眾的警覺！”
嚴怪愚瀏覽了一下材料後不禁拍案而起，大呼：“可恥！可恥！真是民族敗類。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我領土；殺戮我同胞，而今竟有人認賊作父，想將五千年文明古國拱手相讓；我必須冒著坐牢殺頭的危險，馬上予以揭露。”
當晚，嚴怪愚就按捺滿腔憤怒寫成《汪精衛叛國投敵前後》一稿，連夜電發《力報》總部。主編陳楚收電後，翌晨即以頭版頭條刊登出來，這篇電訊稿一針見血地指出：“汪兆銘先生倡導的和平運動，是公開投敵的可恥勾當，也是片麵抗戰路線的必然趨勢。日寇在華進行政治誘降，看來已初見成效；國人切不可等閑視之！”
嚴怪愚的這篇新聞稿一出，石破天驚，整個國統區都為之震動，群情激憤，紛紛要求嚴懲賣國賊。湖南省政府主席薛嶽懾於重慶當局的惱怒，一時惶惶不可終日。因抓不到遠在重慶的嚴怪愚，隻有煞有介事的掩飾，忙登報謊稱：“嚴怪愚造謠惑眾，誣連黨國，在重慶捉拿歸案槍斃了”雲雲。
但紙是包不住火的。半個月後，國民黨當局也改變了策略，一腳踢開汪精衛，中央社和各報社才紛紛報道了汪精衛的叛國醜聞。國民黨中央還宣布將汪精衛開除出黨。這樣，嚴怪愚和《力報》同仁才幸免於難。薛嶽則轉怒為喜；自鳴得意。他手下的文人政客們還厚顏無恥地吹捧道“湖南最先刊登汪精衛已投敵的消息；證明薛主席有膽有識，政治開明；領導有方，抗戰堅決……”（1984年，嚴怪愚病逝之後，香港報紙發表了一篇題為《中國八大名記者不屈不撓的一生---嚴怪愚猛捋汪精衛的虎須》的長文，追憶了這段往事。）
《力報》因捷足先登揭露了汪粕衛的叛國醜聞，影響麵迅速擴大，發行量由原來的三千份猛增到一萬二千份。嚴怪愚因其果敢的壯舉而贏得了“新聞勇士”的美譽。
此後，嚴怪愚還曾槍挑“模範省”。
事情是這樣的：1939年秋，嚴怪愚從重慶回長沙，出任《力報》總編輯。當時國民黨桂係大員自吹廣西“模範省”，有“國防強大”、“建設繁榮”、“道德高尚”三大成就。於是，嚴怪愚懷著好奇心親自入桂采訪，寫了篇《春草遙望近卻無》的通訊，揭露某些人弄虛作假製造廣西繁榮的假象，使所謂“模範省”名譽掃地。文中說：“廣西的國防確實很強大，省城桂林有一架進口的暫時還不能起飛的軍用飛機足以證明；廣西的建設確實很繁榮，不睜開眼睛就看不到衣衫襤褸)的難民流入湖南；說到道德那就更高尚了，要在離城三五裏的偏僻處才可以看到暗娼和抽大煙的，如此‘模範省’怪不得聞名遐邇了。”國民黨軍副參謀總長兼軍訓部長白崇禧看了，竟在廣西“擴大行政紀念周”上，指名道姓把嚴怪愚大罵一通，並揚言要捉拿嚴怪愚並把他槍斃。
嚴怪愚的所作所為，令一些黨國大員極為惱怒，但又無可奈何，隻好對他進行利誘，但都被他拒之門外。“政學係”在桂林創辦《大公報》邀他加盟，他也拒絕，認為那會失去言論自由。然而，他對當時較弱小的中共，卻冒生命危險去同情和支持。1946年，國共談判破裂，國府勒令中共代表團限期撤離上海。代表團啟程時，迫於緊張的局勢，各方人士都不敢在便衣盯梢下前往送行，月台上隻有一個送行者，他就是嚴怪愚。第二天，上海《申報》消息稱：“昨日中共代表團成員全部離滬，隻有《東南日報》特派員嚴怪愚先生一人在風雪中送行……”
《晚晚報》因發表了嚴怪愚的一篇描寫何鍵公館黑幕的小說，就被當局查封，也使得他很久不能用嚴怪愚這個名字發表文章。1940年，湖南當局趁取締八路軍駐湖南辦事處之機，誣陷嚴怪愚主持的《力報》“言論荒謬”、“協同‘八辦’陰謀推翻政府”。於是，報館查封，三人遭捕，嚴怪愚被投入監獄達八個月之久。此舉惹起民眾抗議，許多讀者拒絕辦理退訂手續，要求《力報》複刊。出獄後，嚴怪愚即與馮英子找省黨部書記廖維藩交涉複刊，廖同意複刊，但提出複刊後的《力報》必須聽從政府指令。嚴怪愚即刻表態：“與其跪著生，不如站著死。”當即拂袖而去。後來，他們輾轉到達湘西沅陵，在那裏恢複了《力報》，還創辦了《中國晨報》，使之成為西南抗戰運動的輿論陣地。
1949年4月，白崇禧退據長沙，緊張地部署湖南防務，但對嚴怪愚的一“箭”之仇（指其揭穿廣西“模範省”的檄文）仍然耿耿於懷。在他開列的“黑名單”中親筆加入了嚴怪愚的名字。為了穩住嚴怪愚，白崇褡特意托人約請當時任《長沙晚報》社長的嚴怪愚與他當麵談談。嚴怪愚料知凶多吉少，隻得秘密回到老家邵陽暫避鋒芒。
1949年8月，在衡寶戰役中，一介書生的嚴怪愚加入湘中二支隊，象戰士一樣居然也端起了湯姆遜衝鋒槍，與桂係王牌軍激戰，昔日對桂係的口誅筆代演變成真刀真槍的較量，這是正處潰敗之際的白崇禧始料不及的，這是曆史的黑幽默。
解放後，嚴怪愚任湖南省邵陽專區土地改革委員會委員兼《工商晚報》編輯；1951年任湖南通俗讀物出版社副主任兼編委主任。後任教於長沙一中、長沙師範專科學校。
在新聞界，嚴怪愚與範長江的感情最深。1979年，嚴怪愚在上海一家雜誌上讀到馮英子撰寫的《悼長江》，才知道範長江於1970年被“四人幫”迫害死了。嚴怪愚愴然淚下，留下兩行詩句：“往昔依稀人不見，小窗微雨立多時。”1984年3月1日，嚴怪愚謝世。
被譽為福爾摩斯的延安情報奇才
抗日戰爭至解放戰爭期間，中共中央社會部二室治安科科長陳龍（重慶談判其間曾43個晝夜寸步不離毛澤東，“三龍護駕”的主角之一）、總政鋤奸部偵察科長錢益民、邊區保衛部部長陳泊是延安情報界、保衛界的三大偵察專才。
而這三大偵察專才之一的陳泊，是一位獨臂偵查英雄，被毛澤東稱讚為“延安的福爾摩斯”。
陳泊又叫布魯，原名盧茂煥，海南島人，青年時代加入了中共瓊海地下黨組織，擔任過交通員、偵查員，多次出色地完成任務。1928年5月，海南的地下黨受挫，陳泊被迫逃亡海外，先去了新加坡，後又轉到馬來西亞，與地下黨組織接上了頭，擔任了馬來西亞總工會糾察總隊的總隊長。
東南亞的革命鬥爭也很殘酷。新加坡區委書記李錦標不幸被捕，他經不起酷刑訊問，成了可恥的叛徒，先後出賣黨內同誌上百人，新加坡地下黨組織遭受到毀滅性的打擊。1932年秋，陳泊受馬共中央的指令，參與誅除大叛徒李錦標的行動。陳泊他們本想用自製的炸彈將李錦標炸死在酒店。不幸的是，在做炸彈試驗時突然發生爆炸。等他醒來的時候，人已經躺在醫院的病床上，左手已被炸飛一截。為保住他的生命，醫院給做了高位截肢手術。警方人員見他蘇醒過來，在病房裏進行了審訊。機警的陳泊知道警方還不了解他們自製炸彈的背景，也找不到這方麵的證據，便一口咬定自己是“爆炸的無辜受害者”，要求警方查清作案人，賠償他的醫療費和損失。警方審來審去，拖了將近一年，沒有任何結果，隻得把他連同一批政治犯驅逐出馬來西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