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資本，有較大部分是用來補還弗吉尼亞、印度和中國的資本，並對這些遙遠國家居民提供一種收入與生計。即使兩國所投資本相等或幾乎相等，但法國資本的使用，給法國人民所增加的收入，要比英國資本的使用，所增於英國人民收入的大得多。因為，在這場合，法國所經營的，是對英國的直接的消費品國外貿易；英國所經營的，是對法國的迂回的消費品國外貿易。這兩種國外貿易所生的不同結果，已經在前麵充分說明過了。不過，兩國間的貿易，也許既不能雙方全為國產商品的交換，也不能一方全為國產商品，一方全為外國貨物。幾乎一切國家，彼此間所交換的，都一部分是國產商品，一部分是外國貨物。但是，國產商品占交換品最大部分而外國貨物占交換品最小部分的國家，總是主要的利得者。假若英國用以償還法國每年輸入品的，不是煙草與東印度貨物，而是金銀，那貿易額便被認為是不平衡的，因為不是以商品而是以金銀償付商品。其實，在這場合，也象在前一場合一樣，能給兩國人民提供若幹收入，不過給法國人民提供的，比給英國人民提供的多。英國人民，必從此取得收入。為生產英國商品以購買金銀而投下的資本，即在英國一定人民間分配，並給他們提供收入的資本，必可因此而補還，使其用途得以繼續。輸出一定價值的金銀，不減少英國資本總量，正如輸出等價值任何其他貨物，不減少英國資本總量一樣。反之，在大多數場合，都會增加英國資本總量。隻有其國外需求被認為大於其國內需求，而其回程貨在國內的價值大於輸出品在國內的價值的那些貨物才輸到國外去。如果煙草在英國僅值十萬鎊，但輸往法國而購回的葡萄酒，在英國卻可值十一萬鎊，那末這種交渙，就可使英國資本增加一萬鎊。如果英國以金十萬鎊所購得的法國葡萄酒，在英國亦可值十一萬鎊，則這種交換也就同樣可使英國資本增加一萬鎊。在酒庫中有值十一萬鎊葡萄酒的商人，比在堆找中有值十萬鎊煙草的商人更富裕，同樣也比在金櫃中有值十萬鎊的商人更富裕。
他和其他二人比較，可推動更大的勞動量，並繪更多人民提供收入、生計與職業。但國家的資本與其全體人民的資本相等，而一國每年所能維持的勞動量，又等於這一切資本所能維待的勞動量。所以，一國資本及其每年所能維持的勞動量，就大都會因此種交換而增加。為英國的利益計，與其用弗吉尼亞煙草或用巴西、秘魯金銀，當然無寧用它自己的鐵器及寬幅厚呢來購買法國葡萄酒。直接的消費品國外貿易，總比迂回的消費品國外貿易更有利。但以金銀進行的迂回的消費品國外貿易，並不比以其他貨物進行的迂回的消費品國外貿易更不利。無礦產國每年輸出金銀，不會使金銀更容易幹竭。正如無煙草國每年輸出煙草，不會使煙草更容易幹竭。有資力購買煙草的國家，決不會長久缺乏煙草；同樣，有資力購買金銀的國家，也決不會良久缺乏金銀。有人說，工人和麥酒店的交易，是一種虧本的交易，而製造業國和葡萄酒產國間自然會有的貿易，也可以說有同樣的性質。我卻以為，工人和麥酒店的交易，並不一定是虧本的交易。就此種貿易本身的性質說，其利益和任何其他貿易相同，不過，也許比較容易被濫用。釀酒家的職業，甚至小酒販的職業，與其他職業同是必要的分工部門。工人所需的麥酒量，一般是與其親自釀造，無寧向釀酒家購買；而且，他若是一個貧窮工人，那末他購買麥酒，一般是與其向釀酒家作大量的購買，無寧向小酒販作小量的購買。倘若他是個貪食者，他可能購買過多的麥酒，正如他可能購買過多的家畜肉；要是他想扮作一個翩翩公子，他可能購買過多呢絨布匹。貿易自由，雖然可能被濫用，而且，有幾種貿易自由，特別容易發生這種結果，但無論如何，對幹工人大眾，這一切貿易自由，總是有利的。此外，有時有了由嗜酒過度而蕩產的個人，但似乎用不著擔心會有這樣的國家。雖然在每個國家，都有許多人，在酒這方麵所花費的超過他們資力所允許的程度，但有更多人，所花費的小於他們資力所允許的程度。應該指出，根據經驗，葡萄酒的低廉，似乎不是泥醉的原因，而是節酒的原因。葡萄酒產國的人民，一般是歐洲最節酒的人民，例如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法國南部各省人民。
對於普通日常飲食，人民很少過度使用。象溫和啤酒那樣廉價的飲料，就是大花大用，也不能表現一個人的寬宏和好客。反之，隻在過熱或過寒不能栽種葡萄樹，因而葡萄酒異常稀少昂貴的國家，如北方民族、熱帶民族（如幾內亞海岸的黑人），泥醉才成為普遍的惡習。當法國軍隊，從法國北部各省開拔至南部各省，即從葡萄酒昂貴區域開拔至葡萄酒低廉區域時，據說，起初往往因見良好葡萄酒如此價廉新鮮而耽溺其中，但駐留數月之後。其中大部分，便象當地居民一樣節酒了。同樣，如果把外國葡萄酒稅、麥芽稅、麥酒稅、啤酒稅一律取消，或可使英國中下等階級人民間暫時盛行泥醉風氣，但不久也許就會養成一個恒久的普遍的節酒習俗。現今，在上流社會即有資力消費最貴飲料的人中，泥醉已經不是他們的惡習了。吃麥酒而泥醉的縉紳先生，極不常見。此外，葡萄酒貿易在英國的限製，與其說為了要防止人民走入（如果可以這樣說）酒店，無寧說為了要防止人民，使其不能購買價最廉物最美的飲料。那種限製，有利於葡萄牙的葡萄酒貿易，不利於法國的葡萄酒貿易。據說，對於我國製造品，葡萄牙人是比較好的顧客，法國人是比較不好的顧客，所以，我們應當優待葡萄牙人，加以獎勵。據說，他們照顧了我們，我們也應當照顧他們。小商人的卑鄙策略，居然成為一個大帝國政治設施的原則。其實，隻有小商人，才會把這種策略看作是對待顧客的規則。至於大商人，不問這些小節，總是在價最廉物最美的地方購買他的貨物。依據這樣的原則，各國都認為他們的利益在於使一切鄰國變得窮困。各國都嫉妒與他們通商的國家的繁榮，並把這些國家的利得，看作是他們的損失。國際通商，家個人通商一樣，原來應該是團結與友誼的保證，現在，卻成為不和與仇恨的最大源泉。
王公大臣們反複無常的野心，在這世紀及前世紀，對歐洲和平所造成的危害，並不大於商人和製造業者們狂妄的嫉妒心所造成的危害。人間支配者的暴力與不正，自古以來即是一種禍害。我認為，按照人事的性質，這種禍害是無法除去的。至於不是亦不應該是人間支配者的商人和製造業者們，其卑鄙的貪欲，其獨占的精神，雖也許不能改正，但要不讓他們擾亂別人的安寧，卻是極其容易的。最初發明這種原則傳布這種原則的，無疑是獨占的精神；最先倡導這種原則的人並不象後來信奉這種原則的人那麼傻。在任何國家，人民大眾的利益總在於而且必然在於，向售價最廉的人購買他們所需要的各種物品。這個命題是非常明白的；費心思去證明它，倒是一種滑稽的事情。如果沒有這班商人和製造業者自私自利的詭辯混淆了人們的常識，這亦不會成為什麼問題。在這一點上，這班商人和製造業者的利益與人民大眾的利益正相反。象同業組合內自由人的利益在於阻止國內居民雇用其他人而隻雇用他們自己一樣，這班商人和製造業者的利益，在於自己保有國內市場的獨占權。因此，在英國，在歐洲大多數其他國家，對幹幾乎一切由外國商人輸入的商品，都課以異常重稅。因此，凡能輸入本國，與本國製造品競爭的一切外國製造品，都課以高的關稅，或禁止輸入。因此，對於貿易差額被認為不利於我國的那些國家，換言之，對民族仇恨異常激烈的國家幾乎一切貨物的輸入加以異常的限製。在戰爭或政治上，鄰國的財富，雖對我國有危險，但在貿易上，則確對我國有利益。在戰時，敵國的財富，或可使敵國能夠維持比我國強大的海陸軍。但在和平的通商狀態下，鄰國的財富，必使他們能夠和我們交換更大的價值，必對我國產業的直接生產物或用這種生產物購進來的物品，提供更好的市場。勤勞的鄰近的富人，和窮人比較，是更好的顧客；鄰近的富國，也是這樣。經營同種製造業的富人，固然是鄰近各同業者的危險鄰人，但他的花費，可給鄰近的其餘一切人提供好的市場，所以，對絕大多數鄰人是有利的。不僅如此，較貧的經營同業的工人，又將因此而減低其售價，因而，對其餘一切人有利。同樣，富國的製造業者，無疑會成為鄰國同種製造業者極危險的競爭者，但這種競爭，卻有利於人民大眾。此外，這樣富國的大花費，必能在其他方麵，給人民大眾提供良好的市場，使他們得利。
想發財的私人，決不會退居窮鄉僻壤，一定會住在首都或大商業都市。他們知道，財富流通極少的地方，所可取得的財富極少；財富流通極多的地方，可有些財富歸到他們手裏。指導著一個人、十個人、二十個人的常識的原則，應該支配一百萬人、一千萬人、二千萬人的判斷，應該使全國國民都認為，鄰國的富乃是本國可能獲得財富的原因和機會。想由國外貿易致富的國家，在其鄰國都是富裕勤勉的商業國時，最易達到目的。一國四周，如果都是遊牧的未開化人和貧窮的野蠻人，那末，耕作本國土地，經營國內商業，無疑可使國家致富，但要由國外貿易致富，就絕不可能了。古代的埃及人和近代的中國人似乎就是靠耕作本國土地、經營國內商業而致富的。據說，古代埃及人，極不注意國外貿易；大家知道，近代中國人極輕視國外貿易，不給與國外貿易以法律的正當保護。以一切鄰國陷於貧困境況為目標的近代外國通商原則，如果能夠產出它所企望的結果，那就一定會陷國外貿易於不被人注意、不被人重視的地位。法國和英國間的貿易，所以會在兩國都受到那麼多的阻礙與限製，就是此等原則的結果。如果這兩國能拋棄商業的嫉妒和國民的仇恨，來考察其真實利害關係，那末對英國來說，法國的貿易，將比歐洲任何其他國家的貿易更有利；由於同一理由，對法國來說，英國的貿易，亦將比歐洲任何其他國家的貿易更有利。法國為英國最近的鄰國。英國南部沿海各地與法國北部及西北部沿海各地間的貿易，好象國內貿易一樣，可以每年往返四次、五次乃至六次。這兩國投在這種貿易上的資本，比較投在國外貿易大多數其他部門上的等量資本，能夠推動四倍、五倍乃至六倍的勞動量，能夠雇用和養活四倍、五倍乃至六倍的人數。這兩國彼此相隔最遠的各地間的貿易，也至少可望每年往返一次。所以，就連這種貿易，也比我國對歐洲其他大部分地方的國外貿易同樣有利。若與誇大的我國對北美殖民地的貿易（那一般要三年，乃至四年五年以上，才能往返一次）比較，那至少也有利三倍。此外，法國據說有居民二千三百萬，我國北美殖民地居民卻據說不過三百萬。法國又比北美洲富饒得多，雖然由於法國財富分配不平均，法國的貧民乞丐，比北美多得多。所以，與我國北美殖民地比較，法國所能提供的市場，至少大八倍；加以往返更為頻繁，利益要大二十四倍。
英國的貿易，亦同樣有利於法國。英國貿易對於法國的利益，要按照兩國財富、人口與鄰近的程度，大幹法國殖民地貿易對於法國的利益。這就是兩國智者所認為宜加以阻止的貿易和最受其偏愛獎勵的貿易這二者間很大的差別。然而，使兩國間開放的自由的貿易對兩國那麼有利的環境，卻成為產生這種貿易的主要障礙的原因。因為是鄰國，它們必然是故國；於是，一方的富強，增加另一方的恐懼，而本來可增進國民友誼的有利因素，卻成為助長激烈的民族仇恨的原因，它們同是富裕勤勉的國家。每一國商人和製造者，都擔心會在技術與活動上遇到另一國商人和製造業者的競爭。商業上的嫉妒，由激烈的民族仇恨所激起，而激烈的民族仇恨也助長了商業上的嫉妒，兩者相互助長。兩國的貿易者，都熱烈地確信他們自私自利的謬說，宣稱不受限製的國外貿易，必然會生出不利的貿易差額，而不利的貿易差額，又一定會導致國家的滅亡。在歐洲各商業國內，自命的這種學說的學者常常預告；不利的貿易差額，將使國家頻於滅亡。這激起了各商業國不少的憂慮，幾乎各商業國都試圖改變貿易差額，使對本國有利而對鄰國不利。但在這一切憂慮以後，在這一切無效的嚐試以後，似乎沒有一個歐洲國家，曾因上述原因而變得貧困。和重商主義者的預料相反，實行開放門戶並允許自由貿易的都市與國家，不但不曾因此種自由貿易而滅亡，而且因此致富。歐洲今日，從某幾點說，配稱為自由港的都市雖有幾個，但配稱為自由港的國家卻還沒有。最接近於此的國家，也許要算荷蘭了，雖然仍離此很遠。大家承認，不僅荷蘭國民財富全部得自對外貿易，而且大部分必要生活資料也得自對外貿易。我在前麵已經說明，有另一種差額，和貿易差額極不相同。一國的盛衰，要看這差額是有利或是不刮。這就是年生產與年消費的差額。前麵說過，年生產的交換價值如果超過了年消費的交換價值，社會的資本每年就必然會按照這超過額的比例而增加起來。在這場合，社會在其收入內維持其生存，每年從其收入中節省下來的部分，自然會加到社會資本上去，並用以進一步增加年生產物。反之，如果年生產的交換價值，小於年消費的交換價值，社會的資本每年就必然會按照短少的比例而減少下去。在這場合，社會的支出超過了社會的收入，那必然會侵蝕社會的資本。資本必然會減退，隨著資本的減退，其產業年產物的交換價值亦減退。生產與消費的差額，和所謂貿易差額全不相同。在沒有對外貿易、不與世界往來的國家內，可以發生這種差額。在財富、人口與改良都在逐漸增進或在逐漸減退的全地球上，也可以發生這種差額。即使在所謂的貿易差額一般不利於一個國家時，生產與消費的差額仍可不斷地有利於這個國家。即使半世紀來，這個國家輸入的價值都大於輸出的價值；在這全期間內，流入的金銀，全部立即輸出；流通鑄幣逐漸減少而以各種紙幣替代鑄幣；甚至它對各主要通商國家所負的債務，亦在逐漸增加；但它的真實財富，它的土地勞動年產物的交換價值，仍可在這期間，按照比以前大得多的比例增加起來。我國北美殖民地的狀態，以及它們在現今的擾亂事件發生以前對不列顛的貿易狀態，都可證明這並不是一個不接近於事實的假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