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不愧是我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他在關鍵時刻，發表如此明確，有針對性和指導性的談話，對我國農村正在進行的偉大變革，確實是個有力的支持和推動，同時也為中央製定新的紅頭文件指明了方向和思路。
萬裏受命進京主管農業
包產到戶盡管多遭磨難，但它在農村改革實踐中仍然頑強地爭生存，求發展，尤其深受那些長期貧困落後地區群眾的熱烈歡迎。安徽肥西縣山南區，1979年共有77.3%的生產隊包產到戶，全區小麥產量達到2010萬斤，比曆史上最高年產量增加1435萬斤，增長兩倍多。鳳陽實行包產到戶後，全縣糧食總產4.4億多斤，比上年增長49%，人均收入比上年增長85%。一年大包幹，就結束了鳳陽人民身背花鼓，四處行乞的曆史，創造了人間奇跡！類似佳話，在安徽、四川等地處處都有。當時民謠說：“要吃米找萬裏，要吃糧找紫陽。”
鑒於錯誤思想對全黨全國改革開放的進程影響太大，1980年2月下旬，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對中央領導班子作了適當調整，批準汪東興、紀登奎等辭去領導職務，選舉胡耀邦、趙紫陽為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任總書記，以確保正確的政治路線和思想路線有正確的組織路線做保證。同時，選調在農村改革中卓有成效的萬裏進京，擔任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家農委主任，主管農口工作。
當時，中央農口的一些領導幹部，仍然反對包產到戶，而且態度堅決。有些省、地、縣、公社領導同樣有“方向”“路線”之爭，說包產到戶“看產量喜人，看路線愁人”。有的不滿地說：“難道集體不如單幹？集體化、公社化就不靈了？”“難道毛主席領導我們革命幾十年白幹了？”
這些情況都被鄧小平看在眼裏，1980年5月31日他再次發表重要談話，說：“農村改革政策放寬以後，一些適宜搞包產到戶的地方，搞了包產到戶，效果很好，變化很快。安微肥西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包產到戶，增產幅度很大。鳳陽花鼓中唱的那個鳳陽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大包幹，也是一年翻身，改變麵貌。”“有的同誌擔心，這樣會不會影響集體經濟，我看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實行包產到戶的地方，經濟的主體現在也還是生產隊。”他還特別強調：“從各地的具體條件和群眾的意願出發，這一點很重要”。“總的說來，現在農村工作中的主要問題還是思想不夠解放”。這真是一針見血，擊中要害。
這一期間，陳雲也熱情支持包產到戶，他高興地對萬裏說：“我完全讚成在農村政策方麵的那些做法。”
為統一全黨思想，6月19日趙紫陽給萬裏並轉胡耀邦寫了《關於當前農村改革問題的一封信》，介紹了陝北米脂縣孟家坪生產隊包產到戶的情況，要求國家農委根據鄧小平的講話精神，立即組織農村調查，秋後形成一個中央文件，對農村改革中的一些重大問題有個明確說法，有領導地解決這個問題。
同年8月底，經全國人大三次會議批準，國務院領導班子再次調整。華國鋒、陳永貴、王任重等不再擔任總理和副總理。由趙紫陽任總理，萬裏任副總理兼國家農委主任。不久，中央決定在內部對陳永貴和農業學大寨運動中的錯誤進行總結，清除農村工作中左傾思想的影響。
9月14日至22日，剛剛調整的中央領導班子在京召開了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座談會，專題討論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製問題。此時盡管人們對包產到戶認識尚有分歧，但阻力大為減少。很快，大家取得共識，形成了一個會議紀要。中央批準後印發了《關於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製的幾個問題》的通知，這就是著名的中發[1980年]75號文件。
75號文件圍繞農業生產責任製共寫了12個問題，其中第六條專講包產到戶：“當前，在一部分省區，在幹部和群眾中，對可否實行包產到戶（包括包幹到戶）的問題，引起了廣泛的爭論。為了有利於工作，有利於生產，從政策上做出相應的規定是必要的。”
“在那些邊遠山區和貧困落後地區，長期吃糧靠返銷，生產靠貸款，生活靠救濟的生產隊，群眾對集體喪失信心，因而要求包產到戶，應當支持群眾的要求，可以包產到戶，也可以包幹到戶，並在一個較長的時間內保持穩定。”文件還指出：“實行包產到戶，是聯係群眾，發展生產，解決溫飽問題的一種必要的措施。”“在生產隊領導下實行包產到戶是依存於社會主義經濟，而不會脫離社會主義軌道的，沒有什麼複辟資本主義的危險，因而並不可怕”。
翻閱曆年的中央文件，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出，從1978年到1980年，全黨對包產到戶的認識每年都有變化。群眾把這種變化風趣地比喻為：不準落戶口――勉強同意上“黑戶口”――批準上社會主義戶口。它標誌著：我國農村經濟政策，在鬥爭中不斷排除左傾思想的幹擾，逐步加大加快了改革開放的步伐。
家庭聯產承包製改變了農村的麵貌
1980年，我國農村自然災害頻繁，長期低溫，南澇北旱，冰雹、凍害、病蟲害不斷。據全國統計，共有4733萬多公頃農田受災，占全國播種麵積的30%左右。
災情如此嚴重，群眾憂心，黨和國家領導人操心。但因這一年農村政策好，人勤勞，大災之年全國糧食總產量居然高達31822萬噸，是建國以來第二個高產年，家庭副業的優勢更為明顯，純收入比上年增長4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