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他醒過來時，隻見一個人用皮鞋在擦他流在紀念碑上的血跡。
大約又過一個多小時，阮南南才被押到中山公園，在寒風中站了幾小時，然後把他關進了牢房。
在阮南南被打時，紀念碑鬆牆西邊有一個青年正被警察打倒在地，頭被打破。他用白手套捂著頭，手套都染紅了。他爭辯著說：“我是去看戲的。”並用另一隻手拿出戲票來給警察看，但這也是沒用的。打手們邊打邊罵：
“反革命，白天叫你們猖狂夠了，現在該收拾你們了！”
將近9點45分的時候，民兵和部隊的包圍圈合攏了，沒有一個人再能跑出去了，也沒有一個人能跑得動。
紀念碑的漢白玉欄杆旁，躺著的、蹲著的、趴著的有200多名群眾，他們一個個被打得頭破血流，鼻青臉腫，身上也是青一塊、紫一塊的。
還有些群眾由於傷勢過重，不得不馬上送醫院搶救。
天安門廣場上，發出了一片呻吟聲、大口的喘氣聲不時地從他們中間發出來。
接著，被圍在紀念碑鬆牆內的這200多人，分別被押送到中山公園、文化宮、原空軍招待所、市公安局接待室等地方進行審查。
夜晚11時，統一調動的公安幹警從廣場北側升旗杆處一字橫排，用水和墩布由北往南拖擦地上的血跡。
第二天清晨，中山公園和勞動人民文化宮大門緊閉，門前懸掛著一塊牌子，上麵寫道：因內部整理，暫停開放。
天安門廣場雖然有陽光的照耀，但卻是死一般的寂靜。隻有紀念牌上還殘留著一時無法擦幹淨的血跡。
這就是“四人幫”一手製造的鎮壓群眾紀念周總理活動的四五流血事件。
4月7日，人民群眾在天安門廣場悼念周總理、抗議“四人幫”的活動被中央定為“反革命政治事件”。
4月7日晚八時正，全國各地人民廣播電台同時播放了中共中央作出的兩個決議：第一個決議是中共中央關於華國鋒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的決議：
根據偉大領袖毛主席提議，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過，華國鋒同誌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
中共中央
1976年4月7日
第二個決議是中共中央關於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議：
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了發生在天安門廣場上的反革命事件和鄧小平最近的表現，認為鄧小平問題的性質已經變為對抗性的矛盾。根據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提議，政治局一致通過，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
中共中央
1976年4月7日
各地人民廣播電台在播放以上兩個文件的同時，還播放了“四人幫”一夥炮製的《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事件》一文。
天安門事件發生後，剛好半年，禍國殃民的“四人幫”就被趕出了中國的政治舞台。兩年後，中國共產黨召開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中國，開始了一個嶄新的曆史時期。這次會議上，中共中央明確宣布：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門事件是革命行動。以天安門事件為中心的全國億萬人民沉痛悼念周恩來同誌，憤怒聲討“四人幫”的偉大革命群眾運動，為我們黨粉碎“四人幫”奠定了群眾基礎。全會決定撤銷中央發出的有關“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和天安門事件的錯誤文件，為天安門事件作出了公正的評價。另據新華社記者的報道：根據北京市公安部提供的材料，1976年因參加天安門事件而被捕的300多名幹部和群眾中，沒有一個是反革命分子。曆史是無情的，也是最公正的。
（摘自《天安門見證錄》）
第七節 共和國危難之秋，一代偉人離人間
朱德坦然地說：“曆史終歸是曆史。曆史是最公正的！”
指揮千軍萬馬的總司令，讓妻子跟自己一起到外地去，竟然需要一個小小軍代表的批準。
康克清冒著酷暑，坐在車上，滿麵愁容，一顆帶傷的心早已飛上了西山。
葉劍英聽了深受感動，十分敬佩朱德的膽識，連連讚歎說：“老總有這樣的分析啊！”
兩位老戰友正做深談的時候，葉劍英也急匆匆地過來了。
葉劍英離開病房不久，毛澤東的意識完全失去了自我控製。
“含和堂”主人留下深深的遺憾
在中南海“豐澤園”內中心偏西處，有一座院子叫“含和堂”。1949年中共中央搬入中南海後，朱德成了“含和堂”的主人。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總理不幸逝世的噩耗傳來，朱老總萬分悲痛，熱淚一滴滴順著臉頰往下流，嘴裏不斷念叨：“恩來，你在哪裏？”那些天，他老人家吃不好，睡不好。他懷著沉痛的心情和深切的焦慮，拄著手杖，向周恩來遺體告別，行莊嚴的軍禮，久久不忍離去。
這一年的7月6日，朱德懷著深深的遺憾和不安離開了人世。
朱德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主要創建人和領導人，人民共和國的第一元帥，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社會主義祖國的建設事業無私地奉獻了自己的一生。關於他戎馬一生，大戰三百，小戰五千的事跡一直廣為流傳，但他在十年逆境中的高風亮節，卻鮮為人知。解放軍報社紀學寫了《最後的十年――康克清談朱德同誌》，這是迄今為止惟一的係統地記敘朱德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形的文章。現全文照抄如下：
盡管十年前的7月6日，朱德同誌就懷著深重的憂慮，離開了他為之奮鬥終身而又正處在劫亂中的人民，但他和藹的形象，他光輝的業績，卻一直活在人民的心裏。對康克清同誌來說，自然更是如此。
朱總誕辰百周年前夕，我又一次見到令人尊敬的康克清大姐。我曾有幸聽她講過她和朱總一起走過的戰鬥曆程，知道在將近半個世紀的時間裏，他們始終相隨相依。然而，在康大姐的心目中，他們最後十年的共同生活，卻占有特殊重要的位置。因為那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朱總和我們的許多老革命家一樣，受到了不公正的對待。而她，最了解朱總在十年逆境中所表現出來的鮮為人知的高風亮節。
談到“文化大革命”中的朱老總，康大姐說：“運動剛開始時，朱總很少說話，常常一個人獨坐默想。可以看得出來，他的心情是十分苦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