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諾茲先生：副總理先生，中國近幾年來已發生很大變化。你本人現在年事已高。你曾兩次非常突然地被剝奪權力。有什麼能使美國確信你將繼續當權，你的實現現代化的政策將繼續容許對西方新的開放，以及和西方合作？
鄧副總理：正確政策的持續不是由個人因素可以保證的。關鍵在於這些政策是否正確，人民是否讚成，對人民是否有好處。如果這些政策是正確的，對人民有好處，又得到人民的支持，根本保證就在這裏。
雷諾茲先生：先生，如果我可以這樣說的話，有些人是致力於使人民同意這些政策的。那末，現在中國的領導人中是不是沒有人對西方影響和西方工業化損壞中國社會的純潔而持保留態度呢？
鄧副總理：我可以明確告訴你，關於這一點，不僅中央領導，而且地方領導和全國人民都是一致的。
在我們各級領導中，有像我本人這樣的年齡較老的老年人，也有中年人、青年人。既然我們現在執行的政策是正確的，我們采取的方針、政策和措施都是正確的，可以肯定，這些政策會繼續下去。
布林克利先生：副總理先生，你上周說，美國自70年代初期以來就處於戰略退卻，你能否向我們講講你的想法和這種看法的理由？
鄧副總理：我並不是說戰略退卻。而是說相當一個時期以來，蘇聯是進攻的，而美國處於防禦地位。從這樣的估計出發，我們一向認為，隻有美國和蘇聯兩個國家能發動新的世界大戰，但由於地位變了，目前戰爭的主要策源地是蘇聯。
布林克利先生：根據你以前的回答中提到中國、美國、日本和西歐一起協調對俄國的政策，一旦俄國人感到他們受到包圍和聯合進攻的話，那俄國人的反應將如何？
鄧副總理：他們不能忽視全世界人民的反對。我始終認為，對霸權主義真正起到遏製或約束作用的不是這樣或那樣的條約，這樣或那樣的決議，而是堅決的、紮紮實實的聯合行動。盡管我也認為進行談判，簽訂這樣或那樣的議定，通過這樣或那樣的決議是必要的，但我們不能對這些東西寄托希望，不能在那裏麵求得安逸。
克朗凱特先生：讓我們來看一個有關的具體例子，我們或許會看到反對蘇聯霸權如何聯合行動。我想，副總理先生，你是關心對蘇聯可能有好處的伊朗局勢的，是不是呢？
鄧副總理：和世界上其他國家一樣，我們同樣是關心伊朗局勢的。伊朗的戰略地位十分重要。就中國來說，我們能在道義上表示我們的觀點。我們不能有很多作為，因為我們在那裏無能為力。我認為，凡是那些能有所作為的國家應對伊局勢嚴重注視，並采取更有效的措施來幫助解決這個問題。
克朗凱特先生：鑒於美國非常關心伊朗，你也非常關心伊朗，鑒於你建議聯合起來阻止蘇聯的霸權，你是否會提出我們應一起做些事來阻止蘇聯在伊朗的侵略？
鄧副總理：我剛才說過，在這個特別的地方，我們的作用很小，甚至可以說是無能為力。如果我們能盡一分力，我們肯定會使一分勁。
萊雷爾先生：副總理先生，有人把你到達這個國家後發表的關於蘇聯的講話，解釋為你想改變卡特總統在第二階段限製戰略核武器談判的立場。這是你的打算嗎？
鄧副總理：我沒有這個意圖。我剛剛說過，同蘇聯談判或簽訂這種協議，我們並不反對。甚至可以說，有某種必要，我隻是說，我們不能把希望寄托在這些協議上，他們對遏製蘇聯起不了多大作用。
萊雷爾先生：今天上午有一位專欄作家提出一個問題，問副總理先生是否願意請卡特總統訪問中國，並就中國對蘇聯的政策提出批評。
鄧副總理：如果批評對，我們歡迎。何況我們對美國政府並沒有批評。我在美國講的話都不是新話，多少年來，中國領導都是這樣說的。
雷諾茲先生：如果台灣人民，台灣的人民和政府拒絕自願和你們重新統一，而美國甚至在共同防禦條約廢除後，繼續向台灣人民提供防禦性武器，那你們除了使用武力外，還有什麼選擇來求得統一？
鄧副總理：我們力求用和平方式來實現台灣歸回祖國和完成我國的統一。雷諾茲先生：副總理對一旦放棄和平手段，美國就會使用武力進行抵抗有任何懷疑嗎？
鄧副總理：不，問題是如果我們承諾我們根本不使用武力，那就等於將我們的雙手捆縛起來，結果隻會促使台灣當局根本不同我們談判和平統一。這反而隻能導致最終用武力解決問題。
布林克利先生：副總理先生，除了友誼和善意以外，你最希望在這次美國之行中得到什麼？
鄧副總理：通過這次訪問，主要是由於中美實現關係正常化，我們期望發展我們之間的政治、經濟、科學和技術文化以及其他領域的關係能有廣闊的前景。
布林克利先生：你是否相信，你們在西方進口技術時能保持傳統的中國文化？
鄧副總理：肯定要保持。
克朗凱特先生：副總理先生，我們剛剛開始了解你在這裏達成的協議，你就要去白宮簽訂一些協定書。你在和卡特總統的會談中有何分歧？
鄧副總理：我們的方式是讓各方闡明自己的觀點，而不將自己的觀點強加於人。正因為如此，我們的會談是非常融洽的。
克朗凱特先生：你能說說對我們兩國間繼續這種愉快的蜜月時期會有什麼主要危險？
鄧副總理：我看不到危險。蜜月將繼續存在。
萊雷爾先生：但這次采訪不能繼續下去了，副總理先生，我們的時間到了，非常感謝你。
周密的安全計劃
鄧小平訪美是一次曆史性的成功的訪問。美國政府出於國際國內的需要，以及中美建交後在美國國內出現的對中國友好的新熱潮，訪問受到了美國政府和人民的極大重視和熱烈歡迎，受到了相當於國家元首的禮遇。美國官方竭力宣傳這次訪問的重要性，強調這是美國“曆史上最具有曆史意義的事件之一”。國際輿論也認為，這是“戰後國際關係的一個轉折點”，“促進亞洲與世界和平的裏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