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另一方麵，卡特政府又繼續推行尼克鬆―福特―基辛格的緩和政策，希望以此來謀求一個穩定的世界局麵。他上任之初就致信勃列日涅夫，表示要“在互惠、相互尊重和互利的基礎上同蘇聯改善關係”，希望盡早舉行美蘇最高級會談。在軍備控製方麵，卡特政府也迫切需要同蘇聯達成第二階段限製戰略武器協定，以穩定業已形成的美蘇戰略均勢。
由於卡特政府對於推行美蘇緩和並沒一個明確和統一的方針，以國務卿萬斯為代表的一派更多地重視美蘇合作的可能性，以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為代表的一派則強調美蘇競爭的一麵。因此，美國在處理戰略三角關係上具有了新的特色：因在對待中蘇兩國其中一國的政策上的意見不一致影響到對另一國的政策製定。
此外，卡特的人權外交同他的緩和政策也是矛盾的。人權外交反映了民主黨的理想主義外交政策傳統和卡特本人強烈的道德觀。這和尼克鬆―基辛格的現實主義外交政策形成了鮮明對照。在蘇聯看來，卡特的人權外交對蘇聯的國內政治構成了巨大挑戰，因而它同緩和精神是不一致的。
在卡特政府執政的第一年，他把中美關係放在了美蘇關係之後。他希望先和蘇聯達成限製戰略武器協議，然後再解決中美關係正常化問題。但布熱津斯基卻主張利用“中國牌”來推動美蘇關係。1977年3月，當萬斯訪蘇時被蘇聯拒絕了美國提出的關於限製戰略武器問題的建議並譴責卡特的人權外交後，國家安全委員會、國防部和中央情報局的官員讚成同中國建立軍事關係，以此對蘇聯施壓。但萬斯和國務院的官員則反對這樣做，他們認為這會對蘇聯太有挑釁性，他們不希望中美關係的發展妨礙美蘇緩和以及限製戰略武器談判取得進展。1977年，美國政府內部的爭論以拒絕打“中國牌”而告終，萬斯一派取得了暫時的勝利。
到了1978年，形勢的變化卻迫使卡特政府開始對蘇聯采取較以前強硬的路線。
首先，蘇聯和古巴對非洲三角的幹涉及蘇聯相繼在阿富汗、南也門、印度支那等地連連得手嚴重地威脅到美國的全球利益，迫使美國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加強同蘇聯的抗爭。
其次，蘇聯在限製戰略武器談判中的不妥協態度和它在第三世界的行為，使卡特在國內受到越來越大的壓力，其緩和政策也受到更多的批評。人們要求他增加防務開支，在軍控談判中持更為強硬的立場，而且對蘇聯在非洲的幹涉作出強有力的反應。
第三，中國政府也激烈地批評美國國內的“綏靖主義”思潮，指責美國政府的一些人企圖使蘇聯轉向東方，以犧牲其他國家安全的辦法來使自己解除來自蘇聯的威脅。
1978年3月17日，卡特在韋克福雷斯特大學發表了主要由布熱津斯基起草的演說，他著重指出，由於蘇聯加速發展軍事力量，美國有必要加強自身的軍事建設，以適應安全方麵的需要，美國“不會允許任何其他國家取得對我們的軍事優勢”，“如果蘇聯不在發展核武器和其他地區衝突中表現克製，美國公眾對美蘇合作的支持必將大大削弱。”這篇講話標誌著美國政府開始調整對蘇政策。
為此，美國政府采取了一係列實際步驟：增加了北約的防務預算；推動埃以和解，削弱蘇聯在中東的影響；加緊向非洲和中東一些國家提供經濟、軍事援助以及放慢從南朝鮮撤軍。其中最重要的措施之一是進一步調整對華政策，加快實現美中關係正常化。這幾乎成了美國政府當時用來對付蘇聯惟一有效的一張牌。卡特本人此時也看到了中國潛在的價值：“與中國建立友好關係更令人感興趣的潛在利益之一是中國具有暗中支配一些第三世界國家的能力，而對這些國家我們卻難以與之建立聯係。”
1978年4月，卡特宣布美國承認一個中國的概念，同中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符合美國的最大利益。他不顧萬斯的反對，派布熱津斯基於1978年5月訪華，這標誌著美國願意加快與中國關係正常化的步伐。訪問期間，布熱津斯基表示，“美國並不把它同中國的關係看作權宜之計。我們認識到中國決心抵抗任何國家尋求建立全球霸權或地區霸權的努力，我們也有這種決心”。他還表示美國願意接受中國提出的建交三原則。中美雙方還討論了向中國出售與軍事有關的技術和西方武器問題，美方還向中方詳細介紹了關於美蘇第二階段限製戰略武器談判的情況。這次訪問是中美關係正常化進程中一個新的轉折點，雙方在戰略觀點上的一致也使停滯不前的中美關係獲得了新的推動力。此後，中美雙方經過半年的談判，終於達成協議，建立起了正式外交關係。這為70年代末在蘇聯咄咄逼人的擴張形勢下中美聯合抗蘇格局的出現準備了條件。
然而，盡管中美建交大大改善了美國在同蘇聯對抗中的地位，但是，卡特在打“中國牌”方麵仍然是有限度的。其中主要的原因有：
第一，美國政府並沒有放棄對蘇緩和的基本方針。卡特希望在中美建交後，通過和蘇聯達成新協議來保持美國在中蘇間的平穩，並且實現美蘇首腦會晤，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為競選連任創造條件。
第二，美中關係的發展在美國國內遇到了很大的政治壓力。美中建交後不久，美國方麵很快從建交公報所宣布的立場後退了。1979年1月26日，卡特向美國國會提交了《與台灣關係法》，4月10日，在參眾兩院分別通過該法後，卡特簽署了這一法案，使之成為美國法律。《與台灣關係法》多處違背中美建交公報，它實際上使美國繼續為台灣的“安全”承擔義務，從而損害了中美關係正常化的政治基礎，為中美關係的繼續發展製造了嚴重的障礙。這就不能不使美國借助中國抗衡蘇聯的方針受到很大的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