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雙方又開了一次夜車。最後中國同意了對公報中台灣部分以外的大多數文字修改。淩晨2時，另一個最後草案終於完成了，再次提交雙方首腦正式批準。次日清晨，獲得了這種批準。星期日中午，在上海，喬冠華和基辛格又用了兩個半小時檢查新完成的文本。他們倆逐字逐句讀了一遍，甚至核對了標點符號，並做了一點文字上的改動。
然後，基辛格向喬冠華扼要介紹了當天下午他準備就公報對記者發表的談話。基辛格強調，雙方決不自稱取得勝利，也不要自作聰明地進行解釋。這是美方對章文晉部長助理的一個不很隱諱的告誡。基辛格的主要目的是讓喬冠華明白，在對記者的談話中，他要重申美國對台灣防務承擔的義務。他希望中國方麵對此不要做出什麼反應。喬冠華回答說，他希望基辛格會處理得很好。
周恩來不搞小動作
基辛格認為，他在上海工業展覽會宴會廳裏所舉行的記者招待會，肯定是中國土地革命以來發生的最自相矛盾的事件之一。一個外國官員在這裏說明，他的國家將繼續承認與他談判對象政府相敵對的那個政府，而且還要用武力保護這個敵對政府，防備他的東道主對之進行侵犯。基辛格還引述了幾個星期前剛剛發表的總統外交政策報告中的若幹有關段落，重申防禦條約繼續有效。中國很明智，沒有作任何反應，他們知道輕重緩急。
中國對公報文字翻譯的處理，是盡心盡力的。在所有的會談中，美國人都用中方的譯員，主要因為尼克鬆認為美國國務院的譯員會走漏消息；而且中方的譯員也比美方的強得多。美國方麵有人認為這是一個不利條件，其實不然，因為中國方麵受英文文本的約束。由於時間緊迫，美國人甚至連檢查一下中文譯文的機會也沒有――在美國人跟蘇聯人交往中，如果美國省略這一步，那簡直就是自殺，美國在宣布第一階段限製戰略武器會談取得突破時就吃了這種苦頭。但周恩來不搞小動作；他明白，相互相信要比辯論中的得分更為重要。令美國人吃驚的是，他們發現中文譯文比英文本對他們的立場還更有利。後來，基辛格把他的工作人員理查德？索羅蒙做的一個分析交給了尼克鬆，這個材料的末尾寫道：
“在台灣、印支戰爭和文化交流三個問題上，中英文本之間發現有重大差別。然而，在幾乎所有情況下，中文本把英文本中意思含糊的地方講得明確了一些，或者把美國立場闡述得對美國更為有利，而不是不利。關於台灣的前途，中文本甚至比英文本還更少給人這樣的印象，似乎美國接受了中方關於台灣是中國領土的觀點。中文本更有力地表現了美國無意卷入有關中國人對台灣問題的立場爭論，並且更突出地表達了美國對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決心。”
上海公報和公報所確定的新關係一樣異乎尋常。公報的開頭部分載明了雙方在朝鮮、日本、越南等許多問題上的不同觀點。美國的立場是用和解性的詞句強調美國主張和平解決、維護世界各國人民的個人自由和社會進步的原則。這是美國首次向中國人民闡述他們的價值標準，他們努力強調美國代表著人道和希望。中國方麵的措辭較為強硬，但比起以前的文風，調子已經是大大降低了。對於文化大革命中提拔起來的幹部來說，要使自己看得慣中國領導人和美國人會談已經夠難的了；要完全拋棄革命口號，那是不可能的。毛澤東和周恩來也多次承認，偶爾放些“空炮”是為了記錄在案。
這些強烈對照的聲明，反而更突出了雙方闡述的共同觀點中所體現的中美關係的革命性轉變。中國和美國實際上等於聲明放棄以武力解決兩國間爭端。雙方宣布共同反對其他國家的霸權野心。雙方同意不參加任何旨在反對另一方的協議。雙方同意促進交流和貿易。雙方以維護各自尊嚴、自尊和義務的方式處理了台灣問題。
上海公報的獨特之處在於它成功地指導了兩個大國間的關係達7年之久，從來沒有對公報的解釋發生爭議，直到1979年它為中美正式建交協議所取代。公報沒有秘密條款和補充條款。公報的意義不僅僅在於它的文字，而且在於它背後的含義。公報的重點並不是台灣問題或雙邊交流（盡管新聞界作了這樣的強調），而在於國際秩序。公報把兩個曾經彼此敵對的國家帶到一起，並不是因為它們想解決雙邊問題――這些問題再推遲一個時期也無妨――而是要跨越意識形態的鴻溝來處理普遍關心的安全問題。
尼克鬆的中國之行漸近尾聲了。在上海舉行了最後一次宴會。此時此刻，緊張情緒煙消雲散了，人們開懷暢飲茅台酒。尼克鬆對一切很滿意，頗有些情不自禁，發表了他的即席祝酒詞，險些提出美國為中國提供軍事保護。喬冠華和基辛格對開夜車已習以為常了，似乎不再開一次就不舒服似的。二人從2月27日晚11點05分到28日0時30分再次晤談，討論了越南問題。基辛格說明了他們的談判立場，比尼克鬆向周恩來說得更為詳細，表明如果河內謀求軍事解決，美國決心用一切可用的手段擊退河內的攻勢。喬冠華重申了中國對北越的道義上和物質上的支持，但他同周恩來一樣，解脫了中國同河內的談判立場的關係。這些是美國和北越之間的事，中國不打算發表意見。喬冠華沒提出任何警告，也沒有暗示，如果美國實施了它的威脅，會受到什麼懲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