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星期後，王院長通知張水去他的辦公室。王院長辦公室裏堆滿了書籍雜誌以及過期的舊報紙，一張藤椅上還綁著一些生鏽的鐵絲，屋外的陽光射進來照亮了桌上紅色的電話機上落滿了灰塵。王院長讓坐後直截了當地說，“曆史所本來是不進人的，但考慮到去年判了一個，今年沈研究員已是肝癌晚期，估計是跨不了世紀的。”王院長將接收函遞給張水讓他回校辦完手續拿派遣證來社科院報到，“有幾點要向你說清楚，一是院裏沒有住房；二是職稱問題一時還評不上，要排隊；三是不能在外麵幹私活。”張水說，“我無條件答應。”
離開社科院那幢五十年代建起來的紅得有些發黑的舊樓，盡管張水覺得自己像日本鬼子無條件接受投降一樣，但找到了工作心裏還是相當高興的。後來他知道葉麗背著他又花了一千多塊錢買了四條“中華”煙送給了王院長，張水就有些惱火，“你這樣做，是對我主權的不尊重。”葉麗笑著說，“我不是北約，你也不是南聯盟，不存在侵犯主權的問題，我做的一切都是為了讓你能順利進曆史所，既沒炸你的牆頭也沒毀你的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