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1881年5月，袁世凱到山東登州，投靠袁保慶的結拜兄弟吳長慶。當時，吳長慶為淮軍統領，遂委派袁世凱辦營務。次年8月，朝鮮發生“壬午政變”，他隨吳軍開赴朝鮮，負責前敵營務處，參與誘捕朝鮮大院君李正應。此後，又為朝鮮國王訓練“新建親軍”，因而受到清廷褒獎，尤得直隸總督李鴻章賞識，從此飛黃騰達。
1885年10月，李鴻章保薦袁世凱做“駐紮朝鮮總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權代表。1892年9月，以海關道記名簡放，次年5月補援浙江溫州道，仍留朝鮮供職。1894年，朝鮮東學黨起義，他受了日本駐朝鮮代理館務書認官杉村的慫恿，一再要求清廷派兵幫助朝鮮統治者鎮壓起義。及至清軍赴朝，日本又按預定計劃派遣大軍侵入朝鮮，占據了漢城，致使中日戰爭有一觸即發之勢。袁世凱一見局勢嚴重，深恐無法收拾，乃推薦唐紹儀代行己職，自己則於7月19日請調四國。8月1日中日戰爭爆發，他被李鴻章派往遼寧鳳凰城辦理清軍前敵營務處兼籌轉運事宜。他先隨清軍敗退至遼陽，再退至錦州，次年春至天津銷差。
甲午中日戰爭後，清廷鑒於舊式湘軍、淮軍不足恃，有意改練新軍。當時，袁世凱以浙江溫州道留京，充“督辦軍務處”差委，搶先上書當朝權貴，提出練新軍的策劃。經過多方鑽營，他取得了西太後的親信榮祿和軍機大臣李鴻藻等人的推薦，1895年12月，被派接管“定武軍”十營，作為改練新軍的基礎。“定武軍”是中日戰爭期間成立的一支使用新式槍炮的隊伍，駐天津附近的小站，有4700餘人。袁世凱接管後，添募二千多人，依照德國軍隊的建製，編成“新建陸軍”，聘請德國軍官，進行近代軍事訓練。同時，招納封建文人，對弁兵講“經史大義”，灌輸“忠君”、“盡孝”等封建思想。為了控製這支軍隊，造成個人的武力，他網羅了徐世昌、段祺瑞、馮國璋、曹錕、段芝貴、張勳、王占元等一批人，分別給以重要職務。這些人以後都成了他的爪牙。1897年，清廷認為他練兵有功，提升他為直隸按察使，但仍專管練兵事宜。在戊戌變法時，袁世凱起先假意支持維新派，取得了維新派的信任。後來，他看到維新派沒有實力，不易成功，便采取出賣維新派的陰險手段，又取得了西太後的信任。從此，飛黃騰達更有了捷徑。
1898年12月，新建陸軍改名武衛右軍，為榮祿控製下的“武衛軍”五軍之一。袁世凱於1899年6月被提升為工部右待郎，仍專管練兵。12月6日，又署理山東巡撫（次年3月14日實授），率領武衛右軍前往山東。當時，山東義和團反帝愛國鬥爭如火如荼。袁世凱誣蔑義和團是“左道邪教”，頒行“嚴拿拳匪暫行章程”八字，派兵到各州縣屠殺團民，焚毀壇場，以極其殘暴的手段鎮壓了山東境內的義和團運動。
1900年6月，帝國主義八國聯軍侵占大沽，清廷命令袁世凱入京防衛，他不敢公開抗拒，隻派少數兵力在直魯邊界應付一下，而實際上是按兵不動。這時，他一麵與南方表示“中立”的各省督撫取一致態度，派人與帝國主義各國在煙台的領事勾結，依照“東南互保”的辦法和各國達成協議：“內地各處洋人均派兵妥護，送煙（台）暫避”，並派兵保護教堂，“倘有猝不及防，照數認賠”；另一方麵，又向在逃亡中的西太後處進貢些餉銀、緞匹，落得兩麵討好。八國聯軍侵占北京後，榮祿的前後左中四支“武衛軍”幾乎全部崩潰，隻有袁世凱的武衛右軍完整保存下來，而且在血洗義和團過程中擴充了“武衛右軍先鋒隊”二十營，他的隊伍已有19600餘人，成為北方最大的一股反革命武裝。
1901年11月，賣國賊李鴻章病死，袁世凱署理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次年6月實授）。他到達直隸後在內外政策上完全繼承李鴻章的衣缽，並且把這個淮係軍閥的班底也接收下來，政治軍事勢力迅速膨脹。這時，清廷為了維護搖搖欲墜的反動統治，已成立“督辦政務處”。1902年初，讓袁世凱兼任政務處參預政務大臣，練兵大臣。袁世凱在保定創設北洋軍政司，反改為北洋督練公所，自兼督辦。督練公所下轄兵備、參謀、教練三處，以劉永慶、段祺瑞、馮國璋分任總辦，開始編練北洋常務軍（簡稱“北洋軍”）。同時，奏派趙秉鈞創辦天津及直隸各州縣巡警，把清朝京機的警權抓在自己手裏。此後，他又兼任督辦商務大臣、電政大臣、鐵路大臣。為了籌措“練兵費”和庚子賠款，他加征捐稅，巧取豪奪，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負擔，激起人民不斷反抗。隨後，他又殘酷地鎮壓了直隸廣宗景廷實領導的農民起義。1903年12月由他建議，清廷設立練兵處，編練新軍。為了避免皇族的疑忌，他力請由慵懦的慶親王奕匡任總理練兵大臣，自己退居為會辦大臣，學握練兵處實權。1905年袁世凱拚湊成北洋軍六鎮（每鎮官兵定額為12560人，實額共6萬餘人），除第一鎮是鐵良統率的旗丁外，其餘五鎮都是他的嫡係，重要將領幾乎都是小統出身。至此，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軍閥反動集團的基本武力大體建成，成為清廷鎮壓人民的主要工具。同時，為了抵製革命運動，他極力主張搞假立憲的騙局，在天津設立“憲法研究所”，又辦理“地方自治”。他還極力破壞1905年抵製美貨運動，為美國在東三省的侵略活動效勞；支持英國的路權要求，不遺餘力地博取各帝國主義特別是英美兩國的歡心。當時，“朝有大政，每由軍機處問諸北洋（袁世凱）”，才能作出決定。
袁世凱深知自己權勢的膨脹會引起一些滿族親貴的猜忌。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他每年以北洋“截曠銀”（空額兵餉）上貢西太後，賄賂奕匡和總管太監李蓮英。與此同時，他表麵上又把一、三、五、六鎮交陸軍部尚書鐵良指揮，自己則退居幕後操縱的地位。盡管他使用了這些手腕，但到1907年仍被清廷用明升暗降的辦法調任為軍機大臣兼外務部尚書，剝奪了他對北洋軍的指揮權。1908年11月，光緒、西太後相繼死去，宣統繼位，攝政王載灃（光緒之弟）監國，載灃本想殺袁世凱，但懼於他的內外奧援，未敢下手。載灃為了把袁世凱的權力奪回到自己手中，於1909年1月2日發下上諭，硬說袁有“足疾”，勒令回河南彰德“養病”。
袁世凱原來對清廷還感恩戴德，可算死心塌地；但現在經載灃這麼一折騰，他對清廷就不無二心了。
就在袁世凱1909年1月2日被罷官的當天，正值袁世凱當班入宮為光緒帝值宿守靈。盡管惱羞交加，他仍然按照規矩向清廷叩頭“謝恩”。袁世凱不得再入宮值宿，又不敢擅自離去，進退失據，心亂如麻。得大學士、軍機大臣世續代為值宿，才得以脫身回家。
按照慣例，清朝的權臣開缺之後，往往可能是入獄、抄家、乃至處死的大禍繼至。袁世凱對此憂懼三分。1月3日，他微服出走天津，以觀動靜。駐天津的直隸總督楊士驤本是袁世凱的親信，但他深知幹係重大，拒不接納。與此同時，北京方麵也傳來奕匡、世續等樞廷重臣傳來的消息，可確保無殺身之虞，於是袁世凱又返回北京。
袁世凱的擔心並非多餘。載灃當初確實想殺掉袁世凱，以消十前前戊戌政變時袁世凱出賣光緒之恨；而且，此時外間已有謠言，說袁世凱已篡位自立，北洋軍已集中北京，慶親王奕匡已經遭幽閉。這些，都是殺掉袁世凱的信號。在清廷內部，除了幾個少不更事的皇室青年新貴張牙舞爪地支持載灃之外，所有樞機重臣，都不讚同載灃的主張。張之洞力言：“主少國疑，諸多困難，為大局計，對袁世凱務宜鎮靜寬大，以觀後效。”世續、那桐、榮慶等，雖是滿蒙人，亦皆合力保袁。在地方上，北洋陸軍更是聞之大嘩，齊齊磨拳擦掌，慷慨急難，幾將肇絕大風潮之舉。英、美、日本的駐華使節，在中國的有影響力的外國人，外國新聞媒體，都表現了對袁世凱命運的關注。他們都想扶植一個走狗，與日益得勢的同盟會革命黨相抗衡。英國和日本兩國政府已經在商議共同幹預清廷對袁世凱的處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