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讀詩的人日益減少，詩人這個稱謂不再像從前一般高尚、榮耀。詩歌漸漸遠離了人們的視線，“凡有井水飲處，皆能歌柳詞”，此種盛況怕是再也沒有了。其實，麵對工作的忙碌、生活的壓力，我們依然應將詩歌視為靈魂的棲居之處。
在古代，詩歌有著很重要的人心教化作用。林語堂先生就曾說過：“詩歌教會了中國人一種生活觀念，通過諺語和詩卷深切地滲入社會，給予他們一種悲天憫人的意識，使他們對大自然寄予無限的深情，並用一種藝術的眼光來看待人生。”
不管現代文明如何發達，我們依然要親近古詩詞，因為它不僅是民族血液中的一種文化基因，還是人與人得以接近的一種生活方式。我們或許不一定能夠成為像李白、蘇軾那樣的詩人，但應該知道有人可以這樣詩意地生活。詩歌其實是一個人對生命的忠誠，古人的魂魄可以使我們解脫當下的寂寞與孤單。當我們不堪生活的重負時，詩意就是心中的救贖。
相比其他的文化形態，詩歌有三個方麵的特點。
第一，詩歌的語言有節奏感，形成了語音之美。
第二，詩詞裏麵更多的是情緒，而不是情節；小說中更多的是情節，而不是情緒。我們在生活中都會有各種情緒，情緒的表達有時依托於意象，而中國的詩詞給了我們提煉意象的能力。
第三，詩意是一種發現，也是一種陶冶。一個愛詩的人，會非常容易地捕捉到詩意，而且能找到一個載體把它表達出來。
詩詞裏，有我們母語的節奏。中國詩歌的語言節奏很有意思。女兒有一次問我：“詩和詞是不是一回事兒？”我說：“你會背杜牧的《清明》吧？如果你讀成——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那就是一首詞。”
這本是一首七言絕句，共二十八個字，我其實沒有改動一個字，隻是改變了斷句。女兒當時隻有五歲，但她馬上就明白了，說：“詞就是長長短短的詩。”我說：“對，詞就叫長短句。”她說：“那我喜歡詞，詞比詩好聽。”為什麼？因為它有錯落跌宕。我告訴女兒：“《詩經》裏的‘桃之夭夭，灼灼其華’、‘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是四言。這就像是小寶寶剛開始學說話，說拿、吃、媽、爸，都隻有一個字，剛開始有表達的願望，說的話也很簡單。後來，人們發現四個字雖然整齊，但卻沒有跌宕。到了《古詩十九首》，‘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這時候五言詩出現了。五言就不均衡，開始跌宕了。後來，發現五言還不夠跌宕，就出現了我們最熟悉的七言詩。最後覺得七言還不夠，長短句就出現了。”
我們對於這個世界，對於那些永恒的愛與生死，對於那些善良與公平，對於那些不得不麵對的惆悵和憂傷，有一種傾訴的願望，所以才有了詩詞。生活本來就很緊張、枯燥，如果沒有詩意來平衡，就更加單調無趣了。有時候，用平常心看無常事，很多東西就有了詩意。如同宋代詞人蔣捷吟詠的“流光容易把人拋，紅了櫻桃，綠了芭蕉”，在這紅紅綠綠的更迭中，看著年華寧靜地流轉，就產生了一種獨特的表達。
在詩歌裏，人可以有不同的活法。李白在我看來就沒有過暮年，而杜甫似乎沒有過青春。杜甫從小就是一個憂國憂民的人，心胸寬闊，遇事有擔當。杜甫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就像他晚年登上白帝城最高樓時所寫的那樣：“杖藜歎世者誰子？泣血迸空回白頭。”一個拄著拐杖、感歎世事蒼茫的老者，在心中不舍地追問，天空中回響著他的寂寞，映著他滿頭的白發。
而李白從年輕時就宣稱自己“長劍一杯酒，男兒方寸心”，他是一個仗劍去國、辭親遠遊的行俠：“蘭陵美酒鬱金香，玉碗盛來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處是他鄉。”即使沒有酒了，他都可以有這樣的奇思妙想：“且就洞庭賒月色，將船買酒白雲邊。”他竟然要賒點月光去換酒喝！李白歡暢的時候，“人生飄忽百年內，且須酣暢萬古情”；憂傷的時候，“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他的悲歡都是萬古的。李白的心光明而天真，到了晚年還投筆從戎，跟著永王李璘起兵。所以，李白這個人從來都沒有過暮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