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取循序漸進這一策略是由改革本身的複雜性、艱巨性以及我國的國情決定的。在政治體製改革過程中，我們不僅要全麵革除舊體製中的種種弊端，還要積極建立與經濟體製改革和市場經濟的發展相適應的新體製。無論是破舊還是立新，都不是輕而易舉的。同時，我國的社會生產力水平較低，各地區經濟發展很不平衡，廣大群眾的文化水平和政治素質還不是很高。這種狀況決定了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而需要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在談到民主建設時，鄧小平說，實現民主和法製同實現四個現代化一樣，不能用大躍進的做法，隻能一步一步地發展。鄧小平提出政治體製改革要有計劃、有步驟、循序漸進地進行，即首先從條件比較成熟的方麵做起，改革前一定要在試點、實驗的基礎上拿出比較穩妥可行的方案，盡量減少可能帶來的震蕩。這也就是鄧小平所強調的：“有些問題，中央在原則上決定以後，還要經過試點，取得經驗，集中集體智慧，成熟一個，解決一個，由中央分別作出正式決定，並製定周密的、切實可行的、能夠在較長時期發揮作用的製度和條例，有步驟地實施。”
采取謹慎從事這一策略的主要緣由是，政治體製改革“這個問題太困難，每項改革涉及的人和事都很廣泛，很深刻，觸及許多人的利益，會遇到很多的障礙，需要審慎從事。”“搞改革完全是一件新的事情，難免會犯錯誤，但我們不能怕，不能因噎廢食，不能停步不前。膽子還是要大，沒有膽量搞不成四個現代化。但處理具體事情要謹慎小心，及時總結經驗。小錯誤難免，避免犯大錯誤。”因此涉及千百萬人切身利益的政治體製改革的步子要穩，要慎之又慎，要注意及時總結經驗。這也就是鄧小平強調的：“國家這麼大，情況太複雜，改革不容易，因此決策一定要慎重，看到成功的可能性較大以後再下決心。”在具體操作時，要先從一兩件事著手，從局部做起，隨時糾正出現的錯誤和偏差，避免出現大的失誤。
采取不搞運動的策略是由政治體製改革自身的性質和特點決定的。從範圍、深度和廣度來看，政治體製改革是一場革命，但不是傳統意義上的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一種製度戰勝另一種製度的政治革命。這決定了改革不能采取革命運動經常采用的大規模群眾運動的方法。而且這場改革涉及千千萬萬人的切身利益，不可能通過一兩次大規模群眾運動而一舉成功，隻有在黨的有計劃、有步驟的領導下逐步向前推進。鄧小平說：“用大搞群眾運動的辦法，而不是用透徹說理、從容討論的辦法，去解決群眾性的思想教育問題，而不是用紮紮實實、穩步前進的辦法，去解決現行製度的改革和新製度的建立問題，從來都是不成功的。”
隻有通過循序漸進、謹慎從事和不搞運動的靈活策略，才能真正做到堅持黨的領導，才能有序推進政治體製改革進程。
三、祖國統一中原則堅定性與方法靈活性的應用
祖國統一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鄧小平在“一國兩製”關係的處理方麵充分體現了原則堅定性與方法靈活性的統一。“一國兩製”是原則堅定性與方法靈活性統一的典範。
鄧小平在構建“一國兩製”思想時，對根本原則性問題，態度鮮明、立場堅定，毫不退讓，顯現了一個政治家的膽略。而在統一方式和具體操作上則視不同情況，分別對待，體現出鄧小平在處理棘手問題上的高度靈活性，“一國兩製”表現出了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統一的特點。
在國家主權問題上，鄧小平始終堅持根本原則不動搖的指導思想。他指出：“關於主權問題，中國在這個問題上沒有回旋餘地。坦率地講，主權問題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對香港，到了1997年，“如果不收回，就意味著中國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國領導人是李鴻章……人民就沒有理由信任我們，任何中國政府都應該下野，自動退出政治舞台，沒有別的選擇。”言詞擲地有聲，堅定的主權原則躍然紙上。在涉及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這個基本立足點時，鄧小平總是寸步不讓，堅決維護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鄧小平指出，統一問題是個民族利益、民族感情問題。凡是中華民族的子孫，都希望中國能夠實現統一。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但台灣島內有人鬧獨立，國際敵對勢力也想插手台灣，阻礙我國的統一。這又是關係到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問題。1983年鄧小平在會見外賓時指出，他不讚成台灣“完全自治”的提法，“完全自治”就是“兩個中國”，這就涉及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台灣可以保留自己的某些權力，條件比香港更寬鬆，甚至可以保留自己的軍隊，但不能損害祖國統一的國家利益。他堅決反對外國幹涉台灣事務，明確指出“萬萬不可讓外國插手，那樣隻能意味著中國還未獨立，後患無窮。”
在祖國統一的主體問題上，鄧小平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強調統一的主體是社會主義大陸。1983年6月，鄧小平指出：“我們不讚成台灣‘完全自治’的提法。自治不能沒有限度，既有限度就不能‘完全’。‘完全自治’就是‘兩個中國’，而不是一個中國。製度可以不同，但在國際上代表中國的，隻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具體說，就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十億人口的大陸實行社會主義製度，香港、台灣實行資本主義製度。”顯然，兩種製度在一個國家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社會主義是整個國家的主體。實行“一國兩製”，在堅持祖國統一這個原則的前提下靈活地繞過了意識形態上的分歧、社會製度上的對立、生活方式上的差異等這些實現統一的難題，使統一可能為各個不同的階級、政治團體、黨派所接受。香港地區的製度不變，包括香港現行的社會、經濟製度不變，法律基本不變，生活方式不變，香港自由港的地位和國際貿易、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變。隻要香港承認“祖國統一、一個中國”的原則，即可通過談判途徑，確立特別行政區，給予“其他省、市、自治區所沒有而為自己所獨有的某些權力”。同時，鄧小平強調“對香港的政策，我們承諾了一九九七年以後五十年不變，這個承諾是鄭重的。”“實際上，五十年又是一個形象的說法，五十年後也不會變。”台灣回歸祖國後，仍然實行原來的製度，但與香港又有所不同，這就是，“台灣作為一個地方政府，可以有自己的自衛力量，軍事力量。”“可以有自己的軍隊，隻是不能構成對大陸的威脅。大陸不派人駐台，不僅軍隊不去，行政機關也不去。台灣的黨政軍係統，都由台灣自己來管。”不在台灣駐軍，並允許台灣保留軍隊，這一更寬鬆的祖國統一構思，充分體現了“一國兩製”構想的高度靈活性。在維護“一個國家”主權的前提下，港、台的資本主義製度擁有了極大的活動空間。香港與台灣相比，既有它們共同的靈活性（資本主義製度和生活方式），又有著它們各自不同的靈活性（如香港的“自由港”地位和金融體製等，台灣的“三民主義”和可以保留軍隊等）。鄧小平之所以給予香港和台灣如此充分的“自由”，其目的就是一個：繼續保持它們的繁榮穩定。無疑，這也有助於祖國的統一大業。
在祖國統一的方式問題上，鄧小平“一國兩製”的戰略構想，已明確采用靈活的和平統一方式，但保留了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方式消除統一障礙的原則。正如鄧小平所指出：“我們堅持謀求用和平的方式解決台灣問題，但是始終沒有放棄非和平的方式的可能性，我們不能作這樣的承諾。”“不能排除使用武力，我們要記住這一點，我們的下一代要記住這一點。這是一種戰略考慮。”
綜上所述，鄧小平“一國兩製”的科學構想，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中的一處妙筆，閃爍著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統一的特點。正如江澤民在十五大報告中所評價的：“這一構想，既體現了實現祖國統一、維護國家主權的原則性，又充分考慮台灣、香港、澳門的曆史和現實，體現了高度的靈活性，是推進祖國和平統一大業的基本方針。”
我們堅信，在“一國兩製”構想的指導下，在港、澳回歸祖國的實踐中，通過廣大華夏子孫的努力，祖國統一與繁榮昌盛一定可以實現。
四、國家關係中原則堅定性與方法靈活性的應用
在錯綜複雜的國際舞台上，用什麼樣的最高準則來指導我們的對外政策，是一個帶有全局性的戰略問題。對於把什麼當作處理國家間相互關係的最高準則，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一種是以意識形態和社會製度劃線；一種是以國家利益作為最高準則。在和平與發展成為世界主潮流的今天，鄧小平強調在處理國家之間關係的過程中，我們必須將國家利益作為最高準則，以適應發展變化了的國內外環境。早在1981年初，鄧小平就對來訪的美國人說：“認為中國政府信奉的意識形態旨在摧毀類似美國這樣的政府。這樣的觀點至少不是八十年代的觀點，也不是七十年代的觀點，而是恢複了六十年代以前的觀點。”到了80年代末期，鄧小平十分明確地提出了以國家利益為最高準則的問題。他在會見美國已故前總統尼克鬆時說：“我知道你是反對共產主義的，而我是共產主義者。我們都是以自己的國家利益為最高準則來談問題和處理問題的。在這樣的大問題上，我們都是現實的，尊重對方的，胸襟開闊的。”在鄧小平以國家利益為最高準則思想指導下，我國采取了一係列正確的國際戰略，妥善地解決了各種紛爭和問題。
由於一些曆史的遺留問題極為複雜，使我國與有的鄰國一直存在著領土爭端和邊界糾紛。這類問題處理起來既棘手，又敏感，搞不好就會嚴重影響我國與鄰國之間關係，甚至可能成為武力衝突乃至戰爭的爆發點。國際上這些爭端一時難以尋找到雙方的共同點，有時雙方的認識差距又比較大，爭論不休，直至刀兵相見，這是一個國際性的難題。這個問題也是鄧小平長期思考的一個問題，1984年鄧小平就指出：“世界上有許多爭端，總要找個解決問題的出路。我多年來一直在想，找個什麼辦法，不用戰爭手段而用和平方式，來解決這種問題。”他主張“有些國際上的領土爭端，可以先不談主權，先進行共同開發。”
鄧小平這種從現實出發，把有爭端的問題先擱置起來，而對那裏的資源進行合作開發、共同利用的做法，是鄧小平“一國兩製”的構想向國際舞台的延展，是用和平方式解決國與國之間爭端的一個創見。他說：“解決國際爭端，要根據新情況、新問題，提出新辦法。‘一國兩製’，是從我們自己的實際提出來的，但是這個思路可以延伸到某些國際問題的處理上。好多國際爭端，解決不好會成為爆發點。我說是不是有些可以采取‘一國兩製’的辦法，有些還可以用‘共同開發’的辦法。”“共同開發”的設想，具體針對的是釣魚島和南沙群島。關於釣魚島，鄧小平說，可以先把這個問題掛起來，如果這一代不能解決，也不要急，留給下一代去解決。要相信下一代人的智慧，總能找到解決的辦法。鄧小平在1984年的中央顧問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的講話中，他再次強調：“這樣的問題是不是可以不涉及兩國的主權爭議，共同開發……共同得利。不用打仗，也不用好多輪談判……把主權問題擱置起來，共同開發，這就可以消除多年積累下來的問題。這個問題遲早要解決。世界上這類的國際爭端還不少。”總之不能因這一問題影響中日友好的大局，這是更大的國家利益。南沙群島是我國固有的領土，但後來幾個國家都聲稱對它擁有主權，這就使問題複雜化了。我國根據鄧小平的新思想，提出了“主權屬我，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主張，把維護我國主權和穩定周邊這兩個大局結合起來，開創了一條維護國家利益、解決國際爭端的新路子。如果馬上用武力把這些島統統收回來，在目前會帶來許多消極後果，不僅會損害我國同鄰國的關係，還會為某些西方國家利用，插手我國同鄰國的關係，對我國的穩定大局十分不利。
“擱置爭議，共同開發”，並不是為了眼前的利益而放棄主權，而是在解決主權問題尚不成熟的情況下，先不談主權問題，進行共同開發，這樣做可以避免“始終頂著，僵持下去，爆發衝突、甚至武力衝突”的情況發生。同時，在邊界問題解決以前，雙方都應有效的維護邊界現狀和邊界地區的穩定和安寧，否則，就沒有辦法放一放。可見，主權要維護，但要講究方法、策略，我們必須考慮長遠、考慮全局，發揮高度的智慧，尋找適當的機會，采用適當的方法。
總之，原則堅定性與方法靈活性的廣泛應用，有效解決了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矛盾和難題，推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不斷發展，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中堅持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