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老板都是冷漠無情的？
人在走投無路時臉皮會變厚。1991年11月19日下午，我給蔣大哥打電話就屬於臉皮厚。
現在回頭想想，其實我當時並不是走投無路。當時身上還有錢。不算多，但足可以給自己找一家旅店或買一張回程車票。但是，我還是感到自己走投無路。
走投無路有時候是一種感受，而並不代表一種真實的處境。
我是來深圳出差的。準確地說是來深圳開會的。本來審稿會是在武漢開的。出版社就在武漢，再說從哪裏到武漢都近，在武漢開審稿會天經地義。但是，我想來深圳，所以，就鼓動南方新型建材廠的謝廠長為會議提供方便，並反複講解了此舉對他們廠及他本人的意義。最後，謝廠長終於被我說動心了，表示願意出錢出力，這才最終促成了會議的南遷。
我這樣做不是想節省一趟路費，而是想得到一張 “邊防證”。在當時，邊防證還絕對神聖，如果沒有邊防證，我進不了深圳，而辦理邊防證必須要經過單位保衛處，但如果不是開會，保衛處是不會給我行這個方便的。在設計院，保衛處的人平常沒有地位，好不容易逮到一個能顯示自己權力的機會，哪能輕易放過？所以，為了能順利地進入深圳，我策動了這次來深圳開會。
其實說來深圳開會並不確切，確切地說是到東莞開會，因為謝廠長的南方新型建材廠並不是在深圳，而是在東莞。但是，開完會之後，有一項重要的活動，就是去深圳參觀“中國改革開放的窗口”。我鼓動會議在東莞召開最後之所以能成行，一個最重要的原因是深圳的魅力對大多數與會者起了作用，如果當時隻安排在東莞開會，而不安排來深圳參觀，那麼，是不會得到那麼多人一致響應的。
既然開完會之後要到深圳參觀，所以幹脆就說是到深圳開會。這就是人們習慣的往大說。
往大說是人的天性。比如我的工作單位冶金部馬鞍山鋼鐵設計研究院，明明是在安徽省馬鞍山市，但是為了“往大說”，院裏硬是多次向上打報告要求更名為“冶金部華東鋼鐵設計研究院”，因為一旦改成“華東”，就很容易讓人想起上海、南京、杭州這樣的大城市，而不會想到馬鞍山這樣的小地方。但是，往大說易，往大做難。事實上，直到目前，單位的名稱並沒有改變，況且，在我看來，即便名稱改變了也沒有多大實際意義，每次出差，照樣都是一大早出門，趕到南京買車票，然後晚上才能踏上真正旅途。說實話，如果我們設計院不是在馬鞍山，而真是在上海、南京、杭州這樣的大城市，我就不會一天到晚想著離開那裏了。
其實也不是我一個人想離開那裏。當時，他們那裏流傳著一個順口溜，說“一等公民漂洋過海，二等公民深圳珠海，三等公民等待安排”。於是，在單位年輕人當中似乎形成了這樣一種觀念：凡是有本事的不是出國就是去深圳，隻有實在沒有本事的才留在原單位。年輕人當中哪個願意承認自己是“實在沒有本事”的？而出國畢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去深圳就成為當時我們單位年輕人的一種時尚。凡是思想有些激進的年輕人基本上都有這個想法。
我還不是思想最激進的。最激進的早已經來了。比如我的好朋友章一民。
章一民和我是中學同學。雖然不是一個班的，但我們都是學校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成員，而且都在樂隊，關係不錯。鬧地震那年，章一民家沒地方建防震棚，在我家防震棚裏住了整整三個月。後來由於上山下鄉我們各奔東西，恢複高考後又天南地北求學一方，誰知四年後，居然又分配到同一個設計院，關係自然又進了一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