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老莊》落筆之後，許多熟人和生人碰見了我，總在問我又寫了什麼？我能寫什麼呢，長期以來，商州的鄉下和西安的城鎮一直是我寫作的根據地，我不會寫曆史演義的故事，也寫不出未來的科學幻想，那樣的小說屬於別人去寫，我的情結始終在現當代。我的出身和我的生存的環境決定了我的平民地位和寫作的民間視角，關懷和憂患時下的中國是我的天職。但我有致命的弱點，這猶如我生性做不了官（雖然我仍有官銜）一樣，我不是現實主義作家，而我卻應該算作一位詩人。對於小說的思考，我在許多文章裏零碎地提及，尤其在《白夜》的後記裏也有過長長的一段敘述，遺憾的是數年過去，回應我的人寥寥無幾。這令我有些沮喪，但也使我很快歸於平靜，因為現在的文壇，熱點並不在小說的觀念上，沒有人注意到我，而我自《廢都》後已經被煙霧籠罩得無法讓別人走近。現在我寫《高老莊》，取材仍是來自於商州和西安，但我絕不是寫的商州和西安，我從來也沒承認過我寫的就是行政管理意義上的商州和西安，以此延伸，我更是反對將題材分為農村的和城市的甚或各個行業。我無論寫的什麼題材，都是我營建我虛構世界的一種載體，載體之上的虛構世界才是我的本真。我終生要感激的是我生活在商州和西安兩地，具有典型的商州民間傳統文化和西安官方傳統文化孕育了我作為作家的素養，而在傳統文化的其中淫浸愈久，愈知傳統文化帶給我的痛苦，愈對其的種種弊害深惡痛絕。我出生於一九五二年，正好是二十世紀的後半葉，經曆了一次一次窒息人生命的政治運動和貧窮，直到現在，國家在改革了，又麵臨了一個速成的年代。我的一個朋友曾對我講過，他是在改革年代裏最易於接受現代化的，他購置了新的住宅，買了各種家用電器，又是電腦，VCD，摩托車，但這些東西都是傳統文化裏的人製造的第一代第二代產品，三天兩頭出現質量毛病，使他飽嚐了修理之苦。他的苦我何嚐沒有體會呢，恐怕每一個人都深有感觸。文學又怎能不受影響，打上時代的烙印呢？我或許不能算時興的人，我默默地歡呼和祝願那些先蹈者的舉動，但我更易於知道我們的身上正缺乏什麼，如何將西方的先進的東西拿過來又如何作用，偉大的五四運動和五四運動中的偉人們給了我多方麵的經驗和教訓。我在緩慢地，步步為營地推動著我的戰車，不管其中有過多少困難，受過多少熱諷冷刺甚或誤解和打擊，我的好處是依然不掉頭就走。生活如同是一片巨大的泥淖，精神卻是蓮日日生起，盼望著浮出水麵開綻出一朵花來。
《高老莊》裏依舊是一群社會最基層的卑微的人，依舊是蠅營狗苟的瑣碎小事。我熟悉這樣的人和這樣的生活，寫起來能得於心又能應於手。為什麼如此落筆，沒有紮眼的結構又沒有華麗的技巧，喪失了往昔的秀麗和清晰，無序而來，蒼茫而去，湯湯水水又黏黏糊糊，這緣於我對小說的觀念改變。我的小說越來越無法用幾句話回答到底寫的什麼，我的初衷裏是要求我盡量原生態地寫出生活的流動，行文越實越好，但整體上卻極力去張揚我的意象。這樣的作品是很容易讓人誤讀的，如果隻讀到實的一麵，生活的瑣碎描寫讓人疲倦，覺得沒了意思，而又常惹得不崇高的指責，但隻讀到虛的一麵，閱曆不夠的人卻不知所雲。我之所以堅持我的寫法，我相信小說不是故事也不是純形式的文字遊戲，我的不足是我的靈魂能量還不大，感知世界的氣度還不夠，形而上與形而下結合部的工作還沒有做好。人在中年裏已挫了爭勝好強心，靜伏下來踏實地做自己的事，隨心所欲地去做，大自在地去做，我畢竟還有七卷書要寫。沈從文先生在他的《邊城》裏說：“他或許明日就回來，或許永遠也不回來了。”我套用他的話，我寄希望於我的第十七卷書，或者就寄希望於那第二十四卷了。
另，文中的碑文參考和改造了由李啟良、李厚之、張會鑒、楊克諸先生搜集整理的《安康碑版鉤沉》一書，在此說明並致謝。
一九九八年六月十日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