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級指揮人員的專業訓練方麵，有200所以上的軍事學校，19所學院，10個附設在普通大學的軍事係，7所高等海軍學校，幾十萬人在這些院校中受過良好的教育。通過這些訓練，大大提高了紅軍指戰員的軍事素質，為反法西斯戰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隨著國防工業的發展，陸海空軍的裝備也大大加強。僅就空軍來說，1940年底，航空工業比1939年增長了70%以上。在從國民經濟其他部門轉歸航空工業的企業裏，同時興建新的航空發動機廠和航空儀器廠。根據準確的檔案材料，從1939年1月1日到1941年6月22日，工業部門為紅軍提供了17745架作戰飛機，其中有3719架新式飛機。
1940年春、夏兩季，德國部隊對西方的閃電式進攻更加劇了蘇聯戰備的緊迫性。希特勒繼占領挪威和丹麥之後，又於5月侵入荷蘭和比利時。英國軍隊從敦刻爾克撤退。但是，使蘇聯人感到最震驚的還是法國的一敗塗地，德軍於6月14日占領了巴黎。斯大林原以為法國軍隊有馬奇諾防線作掩護是安全的，擁有綽綽有餘的力量抵擋德國人。但法國的防線卻不經擊且一匱千裏，現在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丘吉爾領導下的英國身上了。蘇聯人的心情是複雜的，除了讚賞英國單槍匹馬地反對德、意的立場外，普遍擔心英國會同德國媾和，使希特勒得以騰出手來攻打東方。
就在這緊張的時刻，斯大林決定組建新機械化軍、坦克師和摩托化師以及反坦克部隊。按照計劃，要裝備齊這些新建的機械化部隊，僅新式坦克就需要16600輛，總共需要坦克3.2萬輛左右。一年之內要生產這麼多坦克實際是辦不到的。但戰勢緊迫，即使辦不到也必須完成。為此，斯大林號召加緊生產，延長工作時間。他說：“隻有平時多流汗，戰時才能少流血！”
大約就在這時，斯大林要副國防人民委員沙波什尼科夫，就德國入侵可能采用什麼計劃，起草一份全麵的參謀報告。在1940年9月政治局會議上，斯大林否定了這份報告。沙波什尼科夫認為，德國的主攻方向將在波羅的海和普裏皮亞特沼澤地之間，針對著斯摩棱斯克和莫斯科。斯大林仔細聽取了這一彙報，並幾次走到地圖前，然後不以為然地說：“我不明白總參謀部為什麼擬訂了把兵力集中到西部方向的方針。有一種說法認為，希特勒將沿最短的路線對莫斯科實施主要打擊。但是我認為，對德國人來說特別重要的是烏克蘭的糧食和頓巴斯的煤。沒有這些最重要的資源，德國法西斯就不可能進行長期的大規模戰爭。希特勒已在巴爾幹站穩了腳跟，看來他將準備對西南方向實施主要突擊。”
當時斯大林在蘇聯全黨全軍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沒有人想到去懷疑斯大林的意見和他對形勢的分析。但是，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斯大林在判斷敵人的主要突擊方向上犯了錯誤。正是這一錯誤，不得不在戰爭的前些日子裏，把早先集中在烏克蘭和後來調往那裏的第19集團軍全部和第16集團軍的許多部隊和兵團，大約100個師轉移到西南方向，對戰爭初期的發展產生了極為不利的影響。
1941年春天修訂作戰計劃時，對於現代戰爭初期的作戰特點也缺乏充分考慮。當時蘇聯國防人民委員和總參謀部認為，像德國和蘇聯這樣的大國之間的戰爭，應該還像以前那樣，先在邊境交戰幾天以後，雙方主力才進入交戰。
戰爭前夕，德國同被它占領的國家一起，生產鋼3180萬噸，煤6.964億噸。蘇聯鋼產量為1830萬噸，煤產量為1.659億噸。德國的弱點在石油開采方麵，但由於從羅馬尼亞輸入石油，依靠已建立的儲備和合成油料的生產，而得到某種程度的彌補。
德國建立了強大的軍事經濟潛力，在較短的時間內建成300個以上的大軍事工廠，軍事生產1940年比1939年增加了2/3，比1932年增加了21倍。1941年德國工業生產了1.1萬多架飛機，5200輛坦克和裝甲車，7000多門75毫米以上口徑的大炮，170多萬支步槍和自動槍。此外，還有掠奪來的大量武器以及仆從國和被占領國的生產能力。
截止1941年6月，德國軍隊比1940年增加了355萬人，總數達到850萬人，即214個師。而蘇聯到6月份，連同征召的補充兵員在內，共有500多萬人。希特勒認為，進攻蘇聯的有利時刻來到了。
1941年3月底，蘇聯政府已經獲悉，日本外務大臣鬆岡洋右在柏林與法西斯德國的裏賓特洛甫和軍界首腦進行了極為秘密的談判。他們談判的內容，莫斯科是不難猜到的。希特勒試圖建立德日聯盟，形成對蘇聯的軍事包圍。這實際上意味著蘇聯必須進行兩線作戰。
因此，保衛蘇聯的遠東安全就成了一個特別重要的問題。為了延緩戰爭爆發的時間，爭取避免兩麵作戰，在鬆岡途經莫斯科時，經過多次談判，蘇日雙方簽訂了《中立條約》。在慶祝簽字的宴會上，鬆岡向斯大林敬酒時，故弄玄虛，說了一些其他外交官不可能說的話。“條約已經簽訂了，”他脫口而出，“我不說謊，如果我說謊，我把腦袋給你。如果你說謊，那我一定會來取你的腦袋。”斯大林冷冷地反駁道：“對我國來說，我的頭是重要的。你的腦袋對你們的國家也是重要的。所以，我們都小心地讓腦袋長在肩膀上吧！”這番話弄得鬆岡很尷尬。
為了教訓一下這個狂妄的日本人，斯大林特地給朱可夫這位哈勒欣河戰役的司令官打電話說：“日本外務大臣鬆岡洋右訪問德國回國途經這裏，你要親切地接待他。”斯大利把“親切”這兩個字說得特別重。
“有什麼指示？”朱可夫問。
“鬆岡隻想同你認識認識。”
顯然，鬆岡洋右對哈勒欣河事件記憶猶新。過了幾天，國防人民委員部外事處主任陪著鬆岡前來拜訪。一進門他就向主人深深地一鞠躬，朱可夫按著斯大林的指示，“親切”地歡迎他，問候他的健康，旅途是否勞累。他含糊地回答說：“我喜歡長途旅行。我是第一次到歐洲。你去過歐洲各國嗎？”
朱可夫回答說：“很遺憾，沒有去過，在方便的時候，一定設法去。我讀了很多有關德國、意大利和英國的書，但是，即使一本最好的書也不能使人了解一個國家的全貌。隻有親身訪問和接觸一個國家，才能更好地了解它，了解它的人民、風俗和習慣。”
談話一直在這種“友好”氣氛中進行，從始至終未涉及尖銳的政治問題。鬆岡給朱可夫的印象是狡猾詭詐，不願開誠布公地交談。可以看出，他寧願多聽而不願多說。會見後，朱可夫立即打電話向斯大林報告了會見的情況和對鬆岡洋右的印象。斯大林對這次會見很滿意，最後他說：“日本政府同意簽訂《中立條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