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日本本土生產的純種日係車，也需要其他國家的零配件，與此同時，幾乎所有的車多少都流著日本的血液。要抵製日係車，合乎邏輯的結論其實就是抵製一切車。馮市長，我的這個說法您認同吧？”
我不得不承認他的說法是很有道理的。如今中日雙方在經濟領域的合作越來越深入和擴大，我中有他，他中有我，而且這樣的合作也確實為我們國家的經濟帶來了巨大的活力，並且雙方都因此獲取了巨大的利益。
而且他前麵的話講得也有些道理，兩國政治和外交上的問題不是我們地方政府和他所在的企業可以去插足的。就我們上江市與他們這家企業來講，我們雙方最關鍵的東西其實還是經濟上的利益。
其實在這一點上我多多少少也有著一些仇日的情緒，這其實說到底還是民族血液裏麵遺傳下來的東西，這不是什麼錯誤，而是一種根深蒂固、揮之不去的情緒。
不過我現在是這個地方的市長，必須要暫時放棄自己內心裏麵的這種情緒，必須理智地去麵對我們雙方合作中存在的一些問題。還是那句話：我們國家現在最重要的是發展，隻有一個國家的實力增強了，那才最有發言權。而對於我們地方政府來講，大力發展好我們當地的經濟，讓老百姓過上更富裕的生活，這才是我們地方政府，乃至我這個市長的首要之責。
我不得不點頭認同他的觀點，隨即說道：“我認真研究一下聽證會的相關問題後再說吧。這件事情其實我們早就有這樣的想法了。作為地方政府來講，支持本地企業的發展也是一種責任和義務。”
我不住向我道謝，接下來我們喝了不少的酒。這個日本人一喝醉了後就開始多話，他對我說道：“馮市長，其實我們兩個國家的很多問題都是屬於曆史遺留問題。二戰結束後，我們日本戰敗，當時是你們的國民黨政府自己放棄我們的戰爭賠款。
蔣介石當時是這樣講的：要對這次戰爭負責任的是日本軍閥，而不是日本人民。要求日本人民負擔戰爭賠償的做法是不公平的。後來你們的共chan黨政府也沿用了國民黨時期的這種對日政策。這裏麵有多種原因，一方麵是政治的因素，另一方麵二戰結束後我們日本一片廢墟，即使是要我們賠償也是無能為力的。當然，你們後來的共chan黨政府考慮得更多的還是政治和外交因素。
不過我們日本對貴國的這種做法是心存感激的，現在有一個不爭的事實就是，從一九七九年第一批日元貸款實施，截止目前的這近三十年為止，我們日本政府已累計向中國政府提供日元貸款三萬二千億元。其實世界上很多國家都知道，這些援助性貸款相當於就是戰爭賠款。
為此，我們日本政府還因此與韓國、菲律賓等國家產生了很大的隔閡。馮市長，我們日本與你們中國是一衣帶水的兩個國家，我們之間的恩怨可不是簡單地就可以講得清楚的。所以還是那句話，我們應該著眼未來，共同發展才是硬道理。”
我發現這個日本人居然對我們國家的政治術語也是一套一套的，而且他的這些說法確實也是一種不爭的事實。不過我覺得他的這種說法其實就是一種避重就輕。我心想，既然現在我們隻是閑談，既然他已經把問題談到了這樣的方麵，那我也就應該標明一下自己的態度才是。
我說道：“不管怎麼說，作為二戰的戰敗國，德國與你們日本對二戰的反思有著截然不同的態度。一九七零年，聯邦德國總理勃蘭特訪問波蘭，跪倒在華沙猶太人大屠殺紀念碑前，從此德國人民站起來了。
可是你們日本呢？你們的教科書淡化甚至美化侵華戰爭，你們的首相每每參拜靖國神社，總是沒有悔罪之誠意。田中先生，這是讓整個亞洲地區曾經遭受你們侵略的人民無法接受和理解的。這也是不爭的事實吧？”
他點頭道：“馮市長，你說的是事實。不過我前麵已經講了，這是我們日本政府的問題。其實吧，世界上很多國家並不明白我們日本人心裏的那種痛。準確地講，如今我們日本也就相當於是美國的殖民地。他們在我們國家駐軍，我們國家的政府做任何事情都必須看美國人的臉色行事。
馮市長，這可是我們日本國民心中最大的痛啊。所以我也能夠理解我們日本政府，我們與亞洲國家抗衡，這隻是我們必須的一種保持自己臉麵的做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