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的事情我可以進行換位思考：假如有人在我不知情的情況下也對我做了那樣的事情了的話，我的心裏肯定會非常惱怒的。這畢竟是一個人的隱私。
古時候如果有人在皇帝住處的外邊偷窺的話那可是謀逆之最，同時也是死罪。即使是到了現代社會，一個人的隱私也一樣是不容他人窺視的。
所以我決定選擇去和林易麵談，同時也不準備把寧相如準備好的那些資料交給林易看。那些資料就當是寧相如用來說服我的好了。
昨天晚上我也問過寧相如，我問她是怎麼拿到董潔父母的組織樣本的，她告訴我說：“我花錢雇了幾個小醫院的醫生，讓他們假冒去董潔父母家所在的村裏去做健康調查，他們采集了全村人的頭發樣本。當然，最後真正留下來的樣本也就隻有董潔父母的。”
我當時就說道：“你那麼有錢，幹嘛不借此機會對他們全村的人真正地搞一次健康體檢？那又花不了多少的錢。”
她當時就不好意思了，“對不起，我沒有想到。”
不過我也沒有再說什麼。目前作為我們國家的富豪階層，他們的慈善意識本來就不強。想讓先富起來的那一批人自覺地去幫助那些貧困的人們，這本來就僅僅隻是一種美好的願望，要讓大部分的富豪達到那樣的境界本來就還需要很長一段時間的過程。所以這就更加顯得林易的與眾不同和難得。
公民的公益慈善意識的成長，也是社會文明程度的體現。慈善文化的全麵普及，慈善理念的廣泛傳播，是公民、企業和社會組織的社會責任意識逐步增強的重要體現。慈善意識，其實就是通過捐贈體會到“施比受更幸福”的感覺。
而目前，我國富人對慈善事業的捐贈小於百分之十五，而他們擁有的社會財富卻在百分之八十以上。福布斯中國富豪榜上七成沒上慈善榜。國內工商注冊登記的企業超過一千萬家，有過捐贈記錄的不超過十萬家，也就是說，隻有百分之一的企業曾經參與慈善捐贈。
然而形成強烈反差的是，我國卻是世界上最大的奢侈品消費市場之一：標價近一千二百萬元的賓利轎車和法國高檔葡萄酒在我國銷量最大。許多慈善界人士反映，我國一些富人揮金如土，他們住幾千萬元洋房，戴上千萬元手表，穿上百萬元服裝，甚至包“二奶”、捧明星、一擲千金地豪賭，卻不願救助窮人。
中華民族素有樂善好施、扶危濟困的美德，但為什麼會出現富人“惜捐”的情況呢？這是因為社會沒有建立起一套強有力的、行之有效的社會救助與慈善事業的政策、法律體係，現有的一些機製又十分僵化，搞得慈善事業不慈善，僅有的一些慈善活動又缺乏必要的公信力，捐助者的合法權力得不到很好的保證，最後大家隻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使得他們對慈善事業冷漠，這是社會的不幸，公眾的不幸，也是先富起來一部分人的不幸。
極度自負的法國路易十五有一句臭名昭著的名言：“在我死後，哪管它洪水滔天！”對此，有識之士仰天長歎：如果犬儒主義和自我中心已至於如此不可救藥，人類在這地球上生存下去，是否還有什麼價值！遺憾的是，路易式的邏輯思維並未絕跡，比如地產大鱷任誌強又發高論：我是一個商人，我不應該考慮窮人。如果考慮窮人，我作為一個企業的管理者就是錯誤的。因為投資者是讓我拿這個錢去賺錢，而不是去救濟窮人。衍化這句話的潛台詞就是，我是謀取暴利的商人，哪管什麼窮人的死活！精英的冷酷和自負，我們並不陌生，任誌強隻不過又增添了最新的注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