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由於官本位的緣故，在任官員掌握了社會上最多的資源，而中國傳統的家族觀念，依然強固。無論官員本身是否參與，一定級別的官員子弟，無論做什麼，隻要在這個官員的影響力之內，都不言而喻地會得到人們的照顧。如果這些官宦子弟經商，隻要打出父輩的招牌，往往就會一路順風，獲得平民子弟望塵莫及的便利。在改革初期，很多高幹子弟往往喜歡利用父輩的餘蔭去下海經商，獲取經濟利益。這些人有的是官商，有的是私商，但無論官商私商，他們經商的軌跡，往往有權力的陰影。即使少數人真的如他們所說，上升或者致富，是由於自己的才幹，由於大環境如是，依然難以令人口服心服。
正如常識告訴我們的那樣，富二代和官二代不見得都是壞人，貧二代也不見得都是好人。但是，這樣兩種明顯的不公平，加上日益惡化的官民矛盾，必然使得官二代成為眾矢之的。事實上，一些官二代瘋狂搶奪資源，這也包括人事資源，他們的這種行為已經成為令人不敢恭維的官場風習的一部分，最大限度地為社會上仇官的情緒添加了燃料。跟平民相比，官員的後代，原本就有競爭的優勢，如果連競爭本身都被取消，變成C裸的有權者通吃，那麼，由此造成的社會危機，是不言而喻的。”
我說：“姐，你說得很有道理。”
她繼續地道：“這樣的現象這其實說到底還是官本位思想在作怪。雖然說一個現代的國家應該改變官本位的狀況，逐漸把官本位變為民本位。但是，在沒有改變之前，政府絕對不應該強化這種來自帝製時代的傳統。即使僅僅出於保證從平民中汲取人才的需要，出於社會穩定的需要，也必須下大力氣保障社會上升渠道的暢通。不至於讓平民的精英因沒有上升渠道而永沉下僚，因而心生怨恨。而保障平民精英上升渠道的唯一辦法，就是以國家之力，確立一個官員選拔的製度，並嚴格執行。同時，用製度保障一定比例的平民子弟的晉升。
當下，存在一種相當危險的思想傾向，即在官員選拔中，引入所謂世襲的政治可靠的因素，人為地在官員選拔中，劃分出莫須有的自己人界限。這種傾向，如果不是某些勢力刻意為官二代進入仕途並快速上升造勢的話，那麼就是政治上的超級糊塗。這樣做，事實上在官二代和平民之間，劃出了一道深深的鴻溝，除了激化官二代和民眾的矛盾，讓仇官情緒更加高漲，沒有任何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