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奧地利的社會動蕩中他開始注意研究社會民主黨在群眾中得到成功的原因。回家後他開始閱讀社會民主黨的報刊，分析該領導人的演講，研究它的組織，思考它的心理和政治手段，估計它的成績。年輕的希特勒雖然沒有實際參與奧地利的政治，但是已經開始在維也納的窮客棧、施粥站、街頭巷尾的聽眾麵前練習他的演講術了。這種技巧後來發展成為一種在兩次大戰之間德國“無人能望其項背的才能”，而且對他的“驚人成功”起了很大的作用。
希特勒的性格有很多病態的成分，他對猶太人的瘋狂殺害就是受這種性格的驅使。不僅希特勒本人如此，在他手下也有一大批變態狂者，在實施著希特勒的罪惡。希特勒最得寵的助手之一尤利烏斯·施特萊徹是弗郎科尼亞納粹黨頭子，一個著名的性欲變態者，也是第三帝國名聲最臭的人之一。這種強烈的仇恨在那個帝國裏後來竟影響到如此多德國人，最終導致了一場規模龐大的大屠殺，在文明史上留下了一個極其醜惡的傷痕。
應該說，戰爭造就了希特勒的殘酷，殘酷造就了他的瘋狂。而這一切結果都是從他參軍之日起開始的。
戰爭帶給了他日益膨脹的虛榮心。1914年12月他得了一枚二級鐵十字獎章，1918年又獲得一枚一級鐵十字獎章。在前帝國軍隊中，後一種獎章是很少授予普通士兵的。和他同在一個團的一個戰士說，他得到這個令人羨慕的獎章是因為隻身俘獲了15名英軍。還有個戰士說是法軍。他一直自豪地佩帶著這枚獎章，直到死去。
1918年11月，希特勒聽到德國戰敗投降的消息時，仍固執地認為，德軍並沒有在戰場上被打敗，它是背後中了國內“賣國賊”的暗箭。這種荒唐的看法在希特勒頭腦中牢牢地紮了根，逐漸積澱為他的病態心理。
1918年11月10日那天晚上，那位牧師離開帕澤丸耳克以後，希特勒“接著過著可怕的日子，甚至更加可怕的夜晚”。“我知道，”他說，“一切都完了。隻有傻子、騙子、罪人才希望敵人能發慈悲。在這些夜晚，我的心中滋長了仇恨，對那些幹出這件事來的人的仇恨……卑鄙的墮落的罪人！我越是想在這個時刻弄清楚這件荒謬的事情，我越是感到憤慨和羞辱。同這種悲慘境遇比起來，我的眼病算得了什麼呢？！”
於是，“我終於看清了我自己的前途。我決定投身政治。”從此，希特勒就投身於反共、反社會主義、反對新共和國的罪惡活動之中。結果證明，這不僅對希特勒，對整個世界，都是一個命運攸關的恐怖決定。
在希特勒殘暴怪異的性格裏麵，似乎有一種特殊的力量在支撐他，他沒有因失意、失敗而一蹶不振，而是咬著牙把《我的奮鬥》一書出版了。
就這樣，在這動亂的戰爭時代，這本書在德國風靡一時，在日耳曼人身上產生了難以估量的魔力，驅使他們發瘋發狂，為希特勒東征西殺，流血賣命。《我的奮鬥》成了德國人所必須遵行的信條，成了納粹人的當代聖經。
在這本充滿奸詐而又富有煽動性的書裏，希特勒極其詳盡地描繪了第三帝國的藍圖和行動綱領，特別是描繪了他在1939年到1945年強加給被征服的歐洲的野蠻的“新秩序”的藍圖，其露骨率直，令人毛骨悚然。
希特勒的殘酷從他陸續表露的談話中可找到蹤跡，他曾向兩位外國來訪者發表過一些奇談怪論，這是在11月27日，當時俄日反攻尚未開始，而德國對莫斯科的進攻已經停止。他說，“如果某一天德意誌民族不再足夠強大或沒有充分做好犧牲的準備去為自己的生存而獻身，那麼就讓它滅亡，讓另一個強大的國家將其消滅……假使那樣的話，我不會為這個德意誌民族流淚”。多麼可怕的結論，這將意味著德意誌民族沒有能力征服世界就必須要被斬盡殺絕以示對其懲罰。每當受到挫折時，希特勒就即刻萌生出這種令人恐懼的思想。
希特勒的瘋狂征服中，除對版圖的無邊欲望外，更有對人的主宰欲。希特勒鼓噪建立“新秩序”，就是要由日耳曼人統治歐洲。希特勒一直有兩個目標——德國對歐洲的主宰和對猶太人的滅絕。他在實現前一個目標的過程中遭到了失敗，後來便把注意力集中在第二個目標上，當德軍在進行一場長期的、代價慘重卻毫無結果的拖延戰時，一列列滿載猶太人的火車日夜向滅絕營駛去。1942年1月，希特勒下達了“滅絕猶太人”的命令。
大屠殺妨礙了希特勒的軍事行動，因為成千上萬適合上前線的黨衛隊員（總共相當於幾個師）都在忙著執行大屠殺，每天要把大批人運往滅絕營都要穿過歐洲，從而使戰鬥部失去了急需補充的大批車廂。最後的勝利的希望化為烏有，大屠殺使通過妥協取得和平成為不可能，因為事實越來越明了，屠殺使政治家們相信，要使戰爭有意義地結束，靠希特勒達成外交妥協是不可能的，而隻有由法律對他提起訴訟。
在歐洲納粹占領區的猶太人，首先將被送到被征服的東方，然後勞累致死，活下來的少數體格健壯的人則幹脆處死。原來就住在東方，已在德國統治之下的有幾百萬猶太人。對幾百萬人的生命極度仇視，代表波蘭總督轄區的國務秘書約瑟夫·貝勒博士提出了一項現成的處理方案，方案中說，這些人“構成了極大的威脅”，他們是“瘧病的傳染者，黑市的經營者，而且不適應勞動”。這些人該就地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