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省檢察院檢察長說，公安機關在這件事情上存在失職問題，中紀委的人沒有發言，馬軍代表家屬談了意見：褚映群不屬於收審對象，卻被從珠海抓來，收審前提是不合法的。
會後，雲南來的三個人去看守所看了褚映群自殺時的現場，公安部門出示了一份隻有兩句話的褚映群的遺書。最後，大家到殯儀館，見到了身穿粉紅色棉衣的褚映群的遺體。
馬軍說：“我清楚地記得這天是1995年的12月4號，因為第二天我趕去北京，接受了‘全國十佳律師’的稱號，這是全國第一次為律師頒獎。當天晚上我就返回了洛陽。6號，我們到太平間接出了遺體。”
晚上，河南省公安廳一位副廳長請雲南去的三位代表吃飯，他說：“這事發生在河南，對不起你們，也對不起褚廠長。”
馬軍提出想見見馬靜芬，河南方麵安排他們從看守所樓上的窗子裏看了看放風的馬靜芬。當日寸，她並不知道女兒的事情，也不知道雲南來的律師在不遠處看著自己。商到1997年，河南警方將馬靜芬等人移交給雲南有關部門，關在第一看守所裏，馬軍才作為委托律師，當麵見到了馬靜芬。
1995年12月7日，馬軍等人帶著褚映群的骨灰回到了雲南，在機場，馬軍將骨灰交給了褚時健。見到女兒骨灰的那一刻，褚時健，這個被女兒稱作“從來不軟弱”的硬漢，再次流下了眼淚。
一起走過的日子
此後一年的時間中，我和褚時健有了更多的接觸。也許是出於對女兒的思念，也許是思想交流的需要，那段時間裏，我常常接到他的電話，他的車子會到昆明來接我，然後我們一起出去，利用節假日，在附近走走。
褚時健最愛去的地方還是他熟悉的玉溪周邊備縣，這是他的煙田所在地。我跟著他看過通海、江川、玉溪、華寧的煙田，看過建在建水的造紙廠，還看過位於彌勒的紅河卷煙J一。他在往返途中講述煙田的管理、煙葉的分類；講邱建康如何具有獨當一麵的能力，在工廠管理上有獨特的方法；還有李穗明如何肯吃苦，不怕難，擔起了關索壩建設這樣沉重的擔子。
關索壩是一個奇跡，一年零九個月，24萬平方米的廠房全部完成；1995年8月，第一條製絲線投入生產；1996年3月，主要車間在不停產的情況下搬遷調試完畢；6月，新廠區全麵投入生產，年產量可達200萬箱。從動工到全部投產，僅僅兩年時間，關索壩引起了世界煙草業的高度關注。
當然，玉煙購買世界上最先進裝備的實力，也深深吸引了英、德、美、日、韓的煙機製造商們。褚時健親自帶領專家小組三赴歐洲談判。幾億美元的進口設備，全靠專家小組的意見來選型、談判、定購。在國外的那些日子，專家組的人各有分工，或看樣機，或觀察實際運作效果。每天早上6點起床，趕飛機、趕汽車、趕火車，常常搞到深夜才能休息。就這樣，600包煙機生產線比國際市場的成交額少了3000萬美元，物流線生產廠家的開價，也從1700萬美元一套降至750萬美元一套。褚時健一班人的想法很簡單，不能讓國家吃虧。對他們的這種敬業精神，外國廠商也表示敬佩。英國莫林斯公司的代表發出感慨：“這麼大的投資、這麼快的建設速度，世界上沒有哪一個資本家有如此膽魄。”
關索壩工程會聚了來自世界各國的上百名專業技術人員，他們正是通過關索壩了解了玉煙，了解了中國。前來采訪的美國《環球煙草》雜誌國際部副主任在文章中這樣形容關索壩：中國初升的太陽。
正是玉溪卷煙廠年年增長的卷煙產量和關索壩工程的潛在能量，使得前來采訪的很多記者都抓住“煙草是夕陽產業”“煙民隊伍日益萎縮”這樣的話題向褚時健提問。他是這樣回答的：“煙草是國家稅收的重要來源，中國的煙草市場是一個客觀存在，3億煙民的數量短時間內不會消失，這樣大的市場，我們不去占領，難道要讓外國人占領嗎？當然，隨著煙民數量的減少，市場萎縮的局麵以後會出現，我們憑借現在打下的經濟基礎，已開始對其他產業進行投資，到那時，仍然可以為國家創造財富。”
夙願完成
1996年4月，與狂舞的春風相伴，褚時健領我們全麵地參觀了新落成的廠區。廠門口大盆裏種的五針鬆，就是馬靜芬用煙從河南省三門峽市換來的。撫摸著廠區裏綠茵菌的草坪，褚時健臉上現出了久違的笑容。我寫第一篇關於褚時健的報告文學《太陽般的漢子》是在1991年4月，與這次他在任卜最後一次接受我的采訪，之間相距整整五年。
從外在看，褚時健變化不大，仍然是步履匆匆，仍然是神色嚴峻。不同的，是他那雙眼睛，以往的犀利與敏銳仍在，卻摻入了更多的憂鬱與練達。他不是神，而是一位年近古稀的老人。盡管他身體很好，精力充沛，可他也因巨大的打擊和壓力而感到疲憊和憂傷。從褚時健以往的經曆來看，他無疑是一個愛國者，曆來很多的愛國者，似乎都會心甘情願地為國家、民族的進步犧牲自己的利益。那麼，當一個愛國者努力為社會創造財富時，難道沒有人去給他們一點點理解、關心和保護嗎？
中國企業家的成功要比外國企業家艱難許多。他們不僅要麵對市場經濟規律的法則，還要在傳統觀念與開放意識的衝突中，在經濟規律和政策法規不配套、不完善間尋找生存和發展的空間。為此，勇於改革的風雲人物的命運不可避免地帶有悲壯的色彩。就在玉溪卷煙廠以絕對優勢高居全國同行業稅利指標和綜合指標榜首，成為全國企業第二稅利大戶的時候，還有不少人對褚時健的能力和雲南煙草的優勢頗有微詞。
一位與煙草業毫不搭界的朋友對我說：“這是媒體宣傳的失誤，你們隻講每年創造了多少稅利，擴大了多少產能，好像這一切是上天賜予的福氣，傻瓜也能幹好似的。為什麼不講講他們的血汗創業史，不談談他們對社會發展做出的貢獻呢？”
的確，雲南煙草業崛起的曆史並不太長，玉溪卷煙廠40年的曆史也並非一路陽光。眼前的光榮與財富，是煙草行業職工和褚時健這樣一批人，用十幾個年頭的奮鬥創造出來的。從來就沒有天上掉餡餅的好事。一位在廠辦公室工作的老玉溪人用凝重的語氣告訴我：“那時候，煙廠的人上班連水壺都拎不起，提的是瓦罐。廠長去外地推銷我們的產品時，為了省錢住過洗澡堂，坐過垃圾車。這種事情，現在如何想象得來？人是要講良心的。”他的話讓我明白，人，不能忘記、不該忘記這些東西，因為這是曆史。
一次文化人的聚會中，我的一位朋友突然動情地說：“你應該寫寫褚時健，他是一位民族英雄。想想看，近代以來，中國有什麼產品成功地抵抗了外國的進攻，隻有‘紅塔山’。”很巧的是，幾天以後，一位從國外考察回來的金融家，講了這麼一件事：他在美國與企業界人士交談時，一位美國企業家問他認不認識褚時健，並真誠地說：“我認為褚時健是中國近幾十年來最優秀的企業家。”
小事點點
離開工作崗位後，褚時健似乎真的想為自己的人生做一次總結。所以我跟著他到過當年打遊擊的地方，他說：“我對這裏的一草一木都很熟悉，我們當年打遊擊，就在這些溝溝坎坎裏轉戰。”還有磨盤山、塔甸，這是他當“右派”時走過的地方。我們不可避免地談到了他的童年時期，這樣，我們來到了他生活過的小村矣則，也爬上了褚家祖墳所在的山頭。就是在這裏，他談起了自己對這塊土地的眷戀與深情。
當年的一位“右派”，和他交情不錯，可惜此時已經告別了人世。他的兒子陳紹牧，成了當地一位有名的老板。他在山裏的一座小水庫旁有座別致的庭院，臨水靠山，鬆濤陣陣，1996年的春夏兩季，褚時健多次來這裏小住。陳紹牧叫他叔叔，用對待尊貴長者的態度接待他。陳紹牧說：“我爸爸不在了，我是想用對待長輩的心來善待這位和我父親有著同樣經曆的老人。我並沒有別的企圖，甚至和玉溪卷煙廠也沒有生意往來，隻是盡份心。”
我理解他，因為我也是同樣的心意。我何嚐不知道，當時我們的一舉一動都在監控之下。但這是我的長輩，我們之間沒有什麼經濟上的利益需求，也沒有生意上的往來，我內心坦蕩。
夏天，撫仙湖的抗浪魚進入了產卵的時節，這也是人們捕捉它們的好時機。抗浪魚對水質要求很高，是撫仙湖這個高原深水湖泊特有的魚種。想滿足口腹之鮮的人多了，魚價也水漲船高，當時一斤已賣到了百十元。褚時健是抓魚好手，現在雖不抓魚了，但愛吃魚的習慣還在。
那是一個星期天，我們從華寧繞到了撫仙湖的東麵。這裏和遊人們常去吃魚的魚洞不在一個方向，幾乎沒有人。魚洞在斷崖之下，水邊隻有兩米寬的通道。張啟學把車停在了公路邊，我們提著米、火腿、油和土豆下到了湖邊。我問褚時健：“為什麼我們還要帶這麼多東西？”
他說：“我們又沒有打招呼，人家咋個知道我們四個人要來吃飯。做銅鍋土豆燜飯我最拿手，我們樣樣都帶著，隻吃人家的魚，還可以請漁夫和我們一起吃。”
在水邊，丁學峰和漁民談妥，褚時健開始生火做飯。那一瞬間，他真的很像一位帶著家人野炊的長者。
就在飯香味隨著銅鍋的水蒸氣絲絲外溢的時候，小路上出現了一隊人馬。一見來人，等著吃飯的漁民立馬縮回到崖邊石洞裏抽煙，氣氛瞬間變了。我問小丁：“這些是什麼人，他們怎麼知道我們在這裏？”小丁說：“肯定是當地縣裏和鄉裏的領導，大概是看到我們的車了。”等他們下來一問，果然被小丁猜中，廠長的越野車暴露了我們的行蹤。
當地的幹部也是好意，想來見見廠長，一起吃個飯。這一下增加了八九個人，漁民們的飯肯定是沒有了，關鍵是魚，這頓飯十多個人吃了有八九斤魚。當地的領導們說：“錢你們不用管，我們會和他們結賬的。”離開時，我看見褚時健低聲地叮囑小丁：“去把賬結了。”小丁嘟嘟囔嚷地說：“他們說他們會結的。”褚時健不說話，走了。
小丁去埋單，最後回來。他上車後，我問：“付了多少錢？”小丁說：“九百多。”我說：“千嗎要咱們付？他們又不是咱們請來的！”褚時健轉過頭來說：“你們當真以為他們會付錢給漁民？我們跟人家說好的要付錢，吃了抹嘴就走，吃虧的是那幾個漁民。”
又一個星期天，從建水回來，司機先把我送回昆明。我們在雲南大學旁邊一個小店裏吃飯。見我們點的都是蔬菜，褚時健說了句：“你們要點些肉菜，要不然人家不給我們上菜啊。”
我覺得這種說法很奇怪，就問張啟學：“廠長這話是什麼意思？”
張啟學笑著說：“這事有說法。有一次，我送廠長到煙草公司開會，中午就在煙草公司對麵的雲園吃飯。因為下午還有會，我們就要了兩碗米線。結果等了估計有半個多小時，米線也沒有送上來，比我們晚來的客人都吃上飯了，我們還坐在那兒等。後來一個認識廠長的人發現了，趕快叫服務員給我們上米線。那家店就在煙草公司對麵，吃飯的有錢人多，店大欺客，人家嫌我們點得少，所以不給我們上。打那以後廠長知道了，到哪裏點菜都要點一兩個貴點兒的。”
小事點點，不足掛齒，可就從褚時健斷斷續續的講述和我對一樁樁小事的觀察中，我對他這個人，對他的人格有了進一步的了解。
在這期間，我受老作家汪曾祺先生之托，將他為褚時健畫的一幅《紫藤圖》送給了褚時健。汪曾祺先生是在1991年的中國作家紅塔山筆會上認識褚時健的，從此將廠長視為知己，並為玉溪卷煙廠寫下了散文《煙賦》。
汪老家書房不大，因此，他畫畫的尺幅都不大。他說過，一介書生，平生所求就是一間可放張大書桌的書房。這時搬到虎坊橋，如願有了間書房，中國作家協會的高洪波等人，代表作協送去了一張大書桌，汪老終於可以畫大畫了。
這張《紫藤圖》是我見過的汪老最大的一幅畫，汪老題詩雲：
倘若你我閑閑坐，不做滇南煙草王。
一片情誼，一絲擔憂，均在畫幅當中。
多年之後，汪老已作古，我詢問當年的贈畫，褚時健說，早就不見了，後來抄過家，這畫不知道去了哪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