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曆史的慣性讓很多不合理成了一種常態、一種思維習慣，要做好，就得按另一種思維方式出牌，這就產生了一種強烈的撕裂感。這種撕裂感在褚時健身上體現得尤為明顯，有時候是他撕裂現實，有時候是現實撕裂了他。這成了他性格中的某種悲劇因素。
核心競爭力：管理的特殊基因
既沒有讀過正規大學，叉沒讀過商學院，甚至也沒有見過別人具體怎麼管理企業，褚時健經營企業的基因到底來自哪裏呢？
他不僅沒上過大學，而且數學成績一直不好，這使他對繼續上學慢慢失去了興趣，之後才投身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運動。
他在企業經營中運用得最出神入化的就是“利益平衡”和“經濟效益”，這成為他在企業經營中頻頻獲勝的關鍵因素。他所有的經營管理方法幾乎都圍繞著這兩個因素展開。這兩個因素的形成則和他的經曆息息相關，最後成了他思維習慣的重要部分。
“利益平衡”理念的起源，要追溯到他很小的時候。他常常回憶起，每遇荒年乞丐到他們家要飯的情景，家裏本不寬裕，但媽媽還是要給乞丐半碗飯。五六月青黃不接的時候，媽媽也總要接濟一下困難的村鄰。
這兩個事例在他心裏形成了很強的暗示，而不僅僅是一個善舉，這對他後來不斷強調的“利益平衡”起到了啟蒙作用。
如果說少年時期的經曆更多是一種潛意識，那麼他在青年時期所親曆的“征糧”和“減租退押”，則促成了他對“利益平衡”的理性思索，並固化成了他的企業經營理念。
那兩次運動中，褚時健都是最出色地完成了任務的人，他的法寶就是利益平衡。征糧的時候，戰友朱某某因為行為太過火，向農戶要的糧食數額太高，並動用武力，最後不僅沒能完成任務，反而被襲身亡。褚時健具有一種特別的現實主義性格，很好地揉進了利益平衡原則。他說，田是跑不掉的，用尺子一拉，畝數就出來了，然後，根據土地的稅利、肥瘦條件定出單產，再除以人口，剩餘的糧食就算出來了。即便如此，也不能把人家的剩餘口糧全部收走，要留一點兒，這就是利益平衡。雙方協商，都有好處和出路。征高了，農戶不千；征低了，他完不成任務。取得平衡就好了。所以，他總是在別人還沒有動靜的時候，或者還在抓人、打人的時候，就已經完成任務了。“單顧我不行，單顧你也不行”，這就是他的利益平衡哲學。所以，他年紀輕輕就當上了區長。
“減租退押”，針對的人群是地主。政府財政困難，要求把地主的那些財產——“浮財”統統擠出來。這個比征糧要困難，征糧看得見土地，“浮財”卻是看不到的，信息處於嚴重不對稱狀態。褚時健的方法還是“利益平衡”。因此在“減租退押”過程中，褚時健沒有使用粗暴的方法就完成了任務。
這些經曆成了他一生的烙印，養成了他頑強而特別的現實主義性格。這種現實主義性格有幾方麵要素：與人合作，必須給人利益；利益的產生是個相互作用的過程，沒有隻有一個人賺錢的生意；適當讓渡利益，常常會獲得更大的利益。這種現實主義色彩濃鬱的個人風格，是褚時健管理哲學的基因。
他的“經濟效益”理念，最早的源頭要追溯到他小時候在家裏蒸酒的經曆，他從小學會計算一百斤苞穀要出多少酒，燒多少柴才能贏利。如何多出酒少燒柴，他要找方法。“經濟效益”是一個動態關係，它反映的是投入產出比。褚時健很早就掌握了這個動態模型，不能隻強調收益，也不能隻強調成本，而是應該尋求一個最好的比值。在後來的很多實踐中，他總是加大成本，收益也隨之翻倍增長，像神奇的乘法一樣。這就是他所追求的經濟效益。
少年時代早期的經曆，加之在“大躍進”“三年自然災害”中的經曆，使他對經濟效益格外看重。到他在曼蚌糖廠和戛灑糖廠做管理者的時候，他對效益理論的運用已經爐火純青，無出其右了。
褚時健還具有一種與生俱來的商業算術天分。它與一般的數學計算不同，而是一種直覺性地把握事情要害的能力。褚時健總能迅速明白商業活動中的成本和效益要素何在，然後再進行簡單的計算。一般人不明白，以為褚時健數學很好，恰恰相反，褚時健的數學很糟。其實這完全不是數學，而是一種商業贏覺。這種商業直覺是無法拷貝的東西，外人無法知曉其中蘊含的核心競爭力。
他有一種特殊的思維結構，大多數人，尤其是大多數國有企業的企業家，都是一種約束性思維模式——能怎麼做，首要考慮的常常是“約束條件”，包括那些不合理的約束條件。而褚時健是一種應然性思維模式——該怎麼做，他往往首先不考慮約束條件，尤其是那些不合理的約束條件。在“應然性”和“約束性”之間碰到問題的時候，他再想辦法來補台，這是他能先人一步的重要因素，而這一步，在大多數人眼中常常是觸目驚心、心驚膽戰的，而他走得自信而踏實。這是一種領導者和變革者的天然氣質。
他還擁有另一種特質：在反對聲中前行。很多時候，反對聲往往使他的思維更加清晰，成為他思考和前行的營養。他不是賭徒，而是一個富有冒險精神的企業家，當他自信的時候，再強的反對力量也很難阻止他。
這就是褚時健的管理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