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時健的“任前條件”起了作用，他和胡良恕訂下的“約法三章”，關鍵時刻果真幫到了他。
月底，那個沒按車間主任安排去濾嘴崗位上班的職工真的沒領到工資，幾個“炮派”兄弟帶著他來告車間主任。褚時健告訴他們：“你沒有到車間主任安排的崗位去上班，按曠工處理，我支持他。”
他們沒想到，新廠長這麼強悍。僵持了一會兒，這幾位職工知趣地走開了。之後，煙廠因為派性發生的鬧事也慢慢少了。
下馬威：漲薪風波
中國進入20世紀80年代，經濟改革的氛圍越來越濃厚，它帶來的變化，也讓玉溪卷煙廠這個之前幾十年如一日的老國企開始顯露出生機。
好消息！要調工資了！這是煙廠職工二十多年來都沒有聽過的消息。但也有一個難題，凋工資的名額比例隻有40%，怎麼調？其實也沒加幾個錢，但這不僅是增加工資的問題，還涉及對職工工作的肯定，這可是讓人頭疼的問題。人性常常如此，沒啥盼頭的時候，人們都相安無事，有點兒盼頭了，反倒像打開了潘多拉盒子——麻煩來了。
褚時健對此極為重視，他本想請黨委書記林某某來定這件事，但林書記在玉溪卷煙廠比褚時健多待了四五個年頭兒，他知道這裏的麻煩。這一次，林書記幹脆住院去了。於是，褚時健請一位副廠長專門管這事兒，掛牌辦公，接待反映調資問題的職工。
上級定的調資比例很滑稽，調40%，意味著可能失掉60%的人心。果然，在第一榜公布後，風氣好轉沒多久的廠子又亂了起來，榜上無名的職工開始集體怠工，發泄不滿情緒。
眼看就是一次工潮，褚時健著急了，他去醫院找林書記商量對策，卻碰了一鼻子灰，隻能氣急敗壞地回到廠裏來。一位副廠長甚至帶著嘲弄的口吻對他說：“褚廠長，您怎麼急成這樣？別急壞了身子。”
國有企業的領導層也免不了明爭暗鬥，黨委書記關係網中的一幫老隊伍，那些褚時健來了之後被迅速邊緣化了的派係頭頭兒，也正希望借這次內亂趕跑褚時健。
煙廠第一車間的製絲車間已經鬧出了事，職工群起圍攻車間主任，褚時健聞訊從醫院往回趕。大家把車間主任圍在中間，看到褚時健出現，大家圍了過來，鬧得最凶的竟然是年輕的技術員邱建康。褚時健納悶兒，邱在調資的名單內，他鬧什麼呢？
從群起的議論聲中，褚時健知道這次調資確實問題不少，有點兒職權的都拉攏扶持親信，邱建康是出來打抱不平的。褚時健一言不發就離開了。回到辦公室，他讓人通知邱建康來見麵，同時讓人把調資的所有資料拿來研究。
邱建康來了，這是他們倆第一次近距離接觸。這個後來唯一得了褚時健真傳的年輕人，最終做出了一番大事業，但當時的他像個愣頭兒青，在褚時健麵前直言無畏。褚時健和聲細語地和他聊了一會兒，了解了個中情況。他明白分配是一門大學問，尤其對國有企業來說更是如此，但此時，他也找不到良策。
研究資料，尋找對策，褚時健一宿未眠。第二天，褚時健決定，將40%作為全煙廠整體的調資指標，而不是把這個指標僵化地執行到每一個車間。這樣，他就有了一定的空間，盡量把機關和後勤的名額讓給一線的員工，一線車間可以突破40%，達到60%，甚至是70%。
最後的方案出台，大多數人表示接受，職工的情緒慢慢緩和下來，這場風波總算過去了。這時候，生病住院的林書記也病愈出院了。
考試：鍋爐事件
最大的一場考試終於在1981年8月來臨，這就是當年的“鍋爐事件”。這件事之前的褚時健和這件事之後的褚時健，對玉溪卷煙廠來說完全不一樣。這件事之後，褚時健算是贏得了“大考”，徹底征服了玉溪卷煙廠的職工。
玉溪卷煙廠有兩台六噸半的鍋爐，一台壞了。當時玉溪卷煙廠整個的複烤和卷煙全都依靠這兩台鍋爐，壞了一台就意味著那些新入庫的烤煙無法複烤，不僅煙葉有變黴的危險，而且可能導致停產，那樣的話，鍋爐壞了就會演變成一個全局性的問題。但是，這些國有企業的員工和領導似乎早已習慣了這樣的“大場麵”，絲毫沒有驚慌失色，而是處變不驚，大多數人甚至帶著“和我無關”、等著看好戲的心情。
那時，玉溪卷煙廠剛剛有起色，頭年繳納的稅收也大幅增加。為了讓這些財稅大戶理順生產，雲南省經貿委還在下麵專門成立了一個生產指揮部，而鍋爐一停，必然影響到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所以，雲南省經貿委一位分管生產指揮部的副主任目丁著褚時健，要求每半小時彙報一次修理進度。
褚時健到現場看了看壞掉的鍋爐，就先找修理組的人商量，把計劃定下來，希望盡快修好，不然造成的損失很大。他提出，要用四天時間把鍋爐修好，但修理組的職工認為不可能。雙方發生了如下對話：
“四天？不可能。”
“那要多久？”
“40天。”
“那個耐不住（受不了），煙葉要黴掉多少？烤煙我們也要停掉，你40天會了得？”
“那我們不敢整（修理）了。”
修理組的員工想撂挑子走人。他們告訴褚時健，上一次鍋爐壞的時候，原來的廠長（那時叫革委會主任）張某（後來當宣傳部長去了）親自指揮，48天才修好。
“我們看您稍微懂點兒，讓您八天。”
語氣中充滿了挑釁。
褚時健不像一個企業的領導人，反倒像一個外交部的談判官，此時，談判陷入了僵局。
但褚時健沒有停下來，與此同時，他讓分管設備的副廠長去找廠裏唯一的工程9幣，要分給他一項工作，因為鍋爐管子彎的幅度不同，安放這個彎管要懂技術。
“我不會做。”
“不會做？你大學不是學機械的嗎？怎麼連這個都不會做？”
工程師和副廠長吵了起來，他隻有回來找褚時健。
“他不懂，從下麵找個懂的來。”褚時健說。
褚時健準備行動了，其實他心裏有譜，在戛灑糖廠的時候，他自己就修理、改造過鍋爐，並曾把一個四噸的鍋爐改造成了十噸。
“好了。張主任是親自指揮你們，我也要來親自指揮。你們是不是要請假？要請假，準你們假。”
整個修理組一共18人，他把他們分成五個工種，24小時輪班。
三天半後，鍋爐重新燒起來了。
不過褚時健並不高興，他有種不太對頭的感覺。他找來修理小組的頭頭兒，劈頭就罵：
“小雜種，你怎麼哄我？你說要40天，張主任親自管48天，怎麼沒四天就修好了呢？”也許，這是褚時健在玉溪卷煙廠17年唯一一次如此失態地罵人。
“哎呀！這個事情您也怪不得我們，從前我們苦戰十個晝夜，連稀飯都喝不上一碗。現在您親自組織搶險，晚上還買來大碗米線，凡是加班的全有得吃，大家也就賣力了。”
未了，他還補了一句：“您這樣對我們，以後我們也不鬧什麼了。”
褚時健也消了氣，說：“好了。現在不計前嫌了，鍋爐修好了，放你們四天假，工資照常領，另外還給每人四天加班工資。”那個時候，工廠已經可以批一點兒加班工資了。
褚時健後來回憶說：“這些小子，包括全玉溪卷煙廠的中層幹部，眼睛都盯著這台鍋爐，這些車間主任、支部書記要考考我嘛，就隻有這幾台鍋爐可以考了，這些題目都考不倒我，三天半修好了以後，他們也不想再考我了，覺得這個廠長看來還是有兩下子的！他們之後不敢跟我鬧了。不然他們一個個都還是老火的。”
這台鍋爐從修好之後，一直到它的曆史使命結束的1992年關索壩大改造，再沒有出過問題。
“霸道”名聲的由來
整頓進行了幾個月之後，玉溪卷煙廠的境況有所好轉。1980年，生產並銷售卷煙34.38萬箱，比上年增長了11.87萬箱；稅利實現了1.1844億元，增長了9.14%；利潤也實現了大幅度增長，達到804萬元，增長了280.14%，這可能主要得益於褚時健加強管理之後成本的降低。到了1981年，玉溪卷煙廠稅利實現了1.5472億元，增幅高達30.63%。
從外部而言，這樣的成績完全能讓褚時健站穩腳跟了。而在內部，鍋爐事件是個轉折點。他可以騰出手來做一些動作了，說白了，就是對老班子進行一次大規模的清理改組，尤其是他決定要讓黨委書記林某某離開玉溪卷煙廠。
他之所以要這樣做，不僅因為林某某一直在背後網羅舊部、借機奪權，也不僅因為每當玉溪卷煙廠遇事時，這位黨委書記總是觀望，顯得深不可測，哪怕遇到因鍋爐壞了而停產這種影響生產的大事，他也是手拿報紙，端著茶杯，一言不發。讓褚時健決定不再容忍下去的事情是，他還拉攏了一夥人在背後告他，告到玉溪地委沒人理，他們就到省裏告。
為了解決廠長和黨委書記之間權力平衡的問題，即誰大誰小的問題，改革開放之初，國家確定了一條模糊原則：黨委書記領導下的廠長負責製。名義上，黨委書記還是一把手，而在實際運作中，又是廠長說了算。所以，二者誰主權，誰也說不清。
當時，雲南省輕工廳是玉溪卷煙廠的直接領導，林某某到了輕工廳，列舉了褚時健的種種毛病，最重要的一條是：老褚脾氣怪、霸道，不團結同事，職工都怕他。這樣長期下去，煙廠非垮不可。他的訴求很簡單，希望領導明察，並撤換褚時健。
林某某到輕工廳告狀的消息傳到褚時健耳朵裏的時候，他簡直怒不可遏。實際上是輕工廳的人把這個消息透露給了褚時健：“你這個人，隻顧埋頭幹，人家來這裏告狀你都不知道。”
幾乎是在得到這個消息的第一時間，褚時健就決定攤牌。他找到玉溪地委書記胡良恕，告訴他：“他老兄不但不解決妨礙生產的疑難問題，還給我設很多困難，讓你拿著難辦。”胡臨時召集了幾個地委的領導，褚時健直接對他們說：“像老林這種，每天給我找麻煩，不但不幹工作還設難題。你們衡量一下，要麼他留，我走；要麼我留，他走。隨你們選擇。”
還是如此單刀直入。玉溪地委領導也幾乎馬上做出了決定，褚時健留下，林某某調往玉溪地區下麵的通海縣做政協主席，同時決定派老專員楊政華和褚時健搭班子。褚時健借機把班子裏“文革”時的派係頭頭兒也給清理了。
由此，褚時健“霸道”的名聲就傳開了。
其實，當時褚時健敢於攤牌，還有一個原因，昆明市分管煙草的領導早就注意到了他，並且找過他，如果他不在玉溪卷煙廠幹了，昆明煙廠歡迎他來當廠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