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當時褚時健這個副廠長的任命並沒有宣布。原因很簡單：“摘帽右派”。褚時健帶點兒調侃地說過：“‘右派’帽子給你摘了，拿來掛在牆上。什麼時候運動來了，把它拿下來給你戴，你就得戴上，就像孫悟空頭上的金箍。”他是個明白人，完全知道失敗可能帶來的後果，可他的回答隻有四個字：“我有譜氣。”
馬靜芬這時候也調到了廠裏，負責檢驗和化驗。褚時健回憶：“我們兩個人這一段成了搭檔，她進入狀態很快，也善於發現問題。很快，我們就做出了紙，而且是辦公用紙。紙樣送到了省輕工廳，輕工廳的人說：‘你們那種爛機器可以做這種紙？是不是拿別人的產品冒充的？’我說：‘你不信，你可以瞧瞧去。’”不光分管的技術幹部不信，就連廳裏的領導也不相信。
不久，輕工廳果真派來一位副廳長。他親眼看到紙從機器上拉下來，笑著說：“我相信了，誰說小廠不能創造奇跡？”
糖和紙的生產上了台階，褚時健開始了他的另一種改變，這就是職工福利。褚時健說：“那個時候我就摸索怎樣把國家和個人利益結合起來，隻是這種話當時不敢講。工資那麼低，又不準發獎金，職工的生活很艱苦。我說，別的做不了，我們可以改善生活。別總喊口號唱高調，如果生產搞好了，職工一點兒好處都得不到，他的幹勁從何而來？”
褚時健提出，製糖的下腳料，那些黑黑的東西，其實還含有很多糖分和營養，完全可以當飼料。副業組按他的想法搞了兩三百噸，一噸喂一頭豬，結果廠裏的三百多頭豬都養得胖乎乎的。同時，褚時健組織了幾個職工，重新開挖江邊被水衝毀的荒地，搬開上麵十幾厘米厚的石頭，把底下的好土翻過來，翻出了十幾畝菜地。當地人過去不種菜，認為熱地方長不出好菜。副業組這十幾畝地讓人開了眼，種的番茄、辣椒、青菜、白菜都長得很好。副業上去了，食堂就有了起色。過去廠裏的員工食堂一個月吃不上一次肉，現在每星期吃一次，一家隻要出五毛錢，就可以用澆菜的那種大鋁瓢，打滿滿一瓢肉。兩年後，肉可以敞開吃，一個月7元生活費，可以吃到五六公斤肉。員工的生活改善了，收入增加了，千勁也大了。
“當時新平縣江岸兩邊有很多集體單位，就數糖廠的職工食堂辦得最受歡迎。”
就在褚時健的改革實踐初見成效時，“文化大革命”到來了。
新平地方小，但大地方鬧什麼病，這地方也哆嗦。其他地方的“摘帽右派”，但凡來個運動，就被揪出來鬥幾回，很多人都反複經曆過。“文化大革命”一來，不光“右派”，就連當時的革命幹部都成了批鬥對象。糖廠有點兒例外，不管外麵怎樣轟轟烈烈地鬧，廠裏相對要平靜許多，褚時健基本上沒挨過批鬥。
褚時健對此很知足，他稱這是“大潮流中的小天地”。當然，想整人的人什麼時候都有，想幹事就有風險。褚時健這片相對平靜的小天地，是他自己創造的。為什麼？因為他改變了工廠的經營狀況，改善了職工的生活，糖廠年年贏利，職工福利在新平算是第一，把他整下去容易，要做到這兩點卻很難，這樣整他的人就有了顧慮。
褚時健說：“我們這套低成本、高質量的生產周轉，別的人都做不到，所以哪一派鬥勝了上來，他就得找我。寫個大字報，會上點你的名，別計較。嘁你靠邊你就靠，過兩年風水轉了，還要來找你的。雖然這個‘文化大革命’真的是很多人都被鬥，有些還被鬥得很慘，我卻沒有被鬥過。”
當時有個口號叫“抓革命、促生產”，造反派們甚至對褚時健表示：“我們在前邊抓革命，你在後邊把我們廠的生產搞好，這樣我們不會被抓辮子。”
有了這樣的環境，褚時健得以安心搞企業，很少在批鬥會上露麵。他對一些同樣境遇的“走資派”“摘帽右派”說：“寫個大字報，會上點你的名，別計較。喊你靠邊你就靠，過兩年風水轉了，還要來找你的。生悶氣不解決問題，我的心態是把事情做好。”
就在這個小糖廠，褚時健實現了搞企業的夢想，也看清了自己擁有的無盡創造力。
褚時健自豪地說：“我們搞了三個品種——糖、酒、紙，三種產品都搞出了名堂。不是我有什麼神奇之手，而是善於學習，從小就這樣。我所到的地方，一路的記錄都是一兩年就有起色。我一直有個意識，人活著就要幹事情，千事情就要幹好。幹得好不好，有三個標準：第一個，把事情做好，事情做好的關鍵是利潤要增長；第二個，做事情，錢花多了也不行，那些年我們是幫國家搞企業，幫國家搞就要替國家算賬；第三個，幹事情就要對大家都有利。可以說，新平的實踐為我後來管理玉溪卷煙廠打下了基礎。”
追憶哀牢山：承受苦難和戰勝苦難的能力
“在元江、曼蚌，一直到戛灑這20年，差不多占了我一生的一大段時間。”
就在這段時間，兒子褚一斌出生了，褚時健有了一個美滿的四口之家。
褚一斌有幸在昆明出生，可他出生沒幾天，褚時健牽掛廠裏的生產，催促馬靜芬回新平。褚時健的話就是命令，馬靜芬抱著兒子，和丈夫一起坐了三天汽車，回到了新平。不巧正趕上修路，車堵在漠沙江邊等渡輪，一等幾個小時。
褚時健歸心似箭，不耐煩了，他說：“不等了，我們走回去。”
一聽這話，馬靜芬眼淚流了下來。還有十幾裏路，抱著出生沒幾天的孩子，怎麼走？褚時健對妻子的眼淚有些無奈：“在農村，女人路上生完孩子抱著就回家，哪有那麼複雜？”
當年談起這些事，說一次兩口子就吵一次，為了這，馬靜芬不知哭了多少回。當光陰把記憶壓成碎片後，她終於能夠平靜地回憶往事了。
“我這一生，大小產一共有五次。我的身體不好，每一次的反應都讓人死去活來。生映群時，他來醫院守過，以後就不來了。有一次我動大手術，他幹他的工作，沒來。手術完了，他到病房看了看，給我倒了杯水就走了。”
“在磨盤山時，我在山區小學教書，映群每天跟我到學校。有一次，晚上下班遇上瓢潑大雨，我們兩個在山路上走，全身搞得和泥人一樣，回到家連褲帶都是濕的，他都沒想起來接我們一下。”
“那段時間我流過一次產，他沒時間管我，十幾裏山路，我一個人走去做手術，中間還要蹚水過一條河。我覺得他是身體太好了，體會不到我這種老病號的難處。”
“你別看他跟當地的農民、跟廠裏的工人處得來，回到家和我跟孩子卻沒有話講。我們兩個孩子，他一個都沒有抱過。在新平時，有個鄰居偷偷問過我媽，映群是不是老褚親生的？搞得孩子都怕他。映群在縣城上學，離家幾十裏，他去開會，順便到學校去看她，映群沒錢花了，都不敢開口問他要點兒錢。”
“戛灑天氣熱，每天晚上都要洗澡。他肩上搭條毛巾，叫聲‘走，兒子，洗澡’，自己就往前走了。一斌才多大一點兒，吧唧吧唧地緊跟著趕，他連頭都不回。”
“我在戛灑小學教書時，因為是‘右派’的妻子受人欺負。我忍不住告訴了他，他咬著牙說：‘誰再敢欺負你，我就殺了他。’老褚是個說話算數的人，我以後就不敢跟他講這些事了。”
妻子記憶裏的戛灑生活，帶著太多的無奈和心酸，那麼，女兒褚映群的記憶呢？
褚映群從小就沒過過幾天好日子。父親命運的改變，不可避免地也改變了她的生活環境。爸爸從國家幹部變成了大山深處接受勞動改造的“右派”，她童年和少年的悲喜悠遊，都與艱辛困苦緊緊相連。甚至她的童年和少年教育，也是在條件簡陋的學校完成的。
生活的經曆，讓她從小就知道隱忍、懂得體貼、善於觀察。她說過，有些時候，她是媽媽和爸爸之間的黏合劑，在這個四口之家有著不可或缺的作用。
當年的采訪中，她很少談到自己，隻是用一種冷靜的語言談及父母。
她說：“那些年我不記得過過什麼好日子。有幾年我和媽媽、弟弟在一起，我上小學的時候就幫我媽帶弟弟。對我老爸，我從來不會提要求，不會訴苦，因為我的老爸太堅強。我覺得，他甚至連表達感情的話都不會說。現在到我們家，你會看到他做家務、逗娃娃，對我的女兒和侄女很好，我覺得，他好像是把沒有給我們的給了第三代。”
問起她的愛好時，她說她愛讀書，小時候就喜歡，即使在新平傣族寨子裏當知青的時候，她也堅持了讀書的習慣。所以恢複高考後，她第一年就考上了昆明的大學。
這些事情在褚Ⅱ寸健的記憶裏是不是完全沒有呢？不是。
1991年的采訪中，褚時健說：“我這個人太粗，當然，岡為我的粗，很多時候也得罪了我的家人。我不是有意的，希望他們不要計較。在我看來，我們這個家庭是高層次的。從困境中一路走過來，最後統一到對事業的追求上，很難得。雖然不表達，但我對家裏的感情很深，如果沒有他們，有時候我會想，幹不成就算了，有了他們，我就一定要幹好。”
幾年後，褚時健的話得到了證實，他讓妻子看到了他對她的愛、對這個家的負責、對女兒的痛惜、對兒子的牽掛。
1978年，“右派”問題得到最大力度的解決，大部分人“一律摘帽，回到人民的隊伍”。
1979年，褚時健在戛灑鎮上看到了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文件，他對老伴說：“一切該結束了。我是搞經濟、搞技術的，我們這些人又有用武之地了。”
此一去，山中二十年；此一去，青絲摻白發。
1979年，褚時健終於要離開哀牢山了。他將二十年山中生活的所有痛苦回憶打包裝進了記憶深處……
他感慨：“這麼多年，有人消沉了，有人說浪費了，不是有句話叫‘蹉跎歲月’嗎？我不那麼想。我覺得，經曆對每一個人都是一筆財富。但一個被經曆的苦難壓倒的人，是無法得到這筆財富的。任何時候，我都想千事情，成績算誰的我不在乎。我覺得，人在任何時候精神都不能垮，在任何情況下，都應該有所作為，這是對自己負責任。人不光要承受苦難，還要有戰勝苦難的能力。”
送別褚時健時，戛灑糖廠的職工依依不舍。在他們眼中，他們的廠長是個有著無窮動力和能力的人，用句最普通的話形容：隻要他沾手的事，就能幹好。
因此，他們對來接褚時健的玉溪卷煙廠的人說，戛灑糖廠的福氣要被帶走了。
§§中篇 1979-1995巔峰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