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毛澤東沒有出席中共六屆三中全會，但是他被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等於恢複了他在八七會議時的黨內地位——他是在1927年11月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政治紀律決議案》被開除政治局候補委員職務。經過了將近四個春秋，他這才終於重新當選政治局候補委員。
直至1930年12月上旬，從中共中央來了一位“大員”，毛澤東這才詳細得知中共六屆三中全會的情形。
在此之前，中共中央派來的，隻是交通員、巡視員，這一回派來的卻是一位政治局委員！這表明中共中央越來越重視朱毛紅軍了。
派來的政治局委員，當時名叫“江鈞”，即項英。項英織布工人出身，所以在中共“六大”強調工人成分時，他不僅進入了政治局，而且成了政治局常委，在黨內的地位遠遠高於毛澤東。他甚至還當選共產國際監察委員會委員。斯大林會見過項英，誇獎過他，還送了一支手槍給他，這使項英在中共黨內的聲望驟升。
自1930年8月起，項英又兼任中共中央長江局書記。
項英傳達了中共六屆三中全會的決議，傳達了對李立三的“左”傾冒險錯誤的批判，內中，還傳達了六屆三中全會作出的《組織問題決議案》，決定立即在蘇維埃區域建立中央局，以加強和統一中共中央對各蘇區黨的領導。這一新的機構，命名為“中共蘇區中央局”。顯然，這“中共蘇區中央局”，成了蘇維埃地區的中共最高領導機構。
關於成立“中共蘇區中央局”，早在1930年8月29日，中共中央的《中央關於在湘鄂贛三省成立蘇區中央局給長江局的信》中，已經指出：“中央決定在湘鄂贛三省蘇維埃區域中，成立蘇維埃的中央局，以指導所有的蘇維埃區域中的工作。”
中共中央派出的組織中共蘇區中央局的最初人選是關向應。關向應是滿族人，1924年曾赴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回國後擔任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會書記。隻是關向應赴任時，因道路阻隔，半途而返。
1930年10月底，中共中央決定改派“江鈞”前往蘇區。中共中央在致毛澤東的信中寫及；“蘇區中央局在江鈞同誌未到達以前，可先行成立，暫以澤東同誌代書記。”
可是，當時正忙於作戰，擬議中的中共蘇區中央局並未建立起來。
直至項英到達蘇區，這項工作才終於落實了。
1931年1月15日，中共蘇區中央局在江西寧都小布鎮正式成立，書記並非毛澤東，而是周恩來。由於周恩來尚在上海，任命項英為代理書記。這樣，項英成了蘇區的中共最高領導。
中共蘇區中央局委員由九人組成：周恩來（未到）、項英、毛澤東、朱德、任弼時（未到）、餘飛（來到）、曾山及湘贛邊特委、少共中央各一人。
其中的曾山是江西吉安人，當時任中共贛西南特委書記。1930年10月7日，在吉安成立江西省蘇維埃政府，曾山當選為省府主席。
1月15日，在成立中共蘇區中央局的同時，又成立了“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項英任主席，毛澤東、朱德任副主席，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為軍事最高領導機構。
這樣，在蘇區，形成了項英、毛澤東、朱德的“三駕馬車”新格局。項英成為蘇區的最高首長。
李立三的下台，使毛澤東又渡過了一次政治危機，不過，項英當時並不認為李立三是路線錯誤，而隻是策略的錯誤。項英的到來，並非徹底扭轉李立三路線在蘇區的影響，反而不時和毛澤東產生新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