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丁在報導中說，江青與毛澤東主席結婚之後，患上了肺結核病，病情延續到一九四四年還沒有好。虛弱的病體並沒有阻止她在魯藝繼續授課。江青在魯藝學院講授的課程是戲劇藝術，此外她還導演了一部宣傳人民抗日的保留劇目。
在延安，常有外國人訪問毛澤東，江青以主婦身份招待客人，她給外國人留下不錯的印象。蘇聯記者彼得·伏拉迪米羅夫，在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五年住在延安。
伏拉迪米羅夫除了對外發出許多關於延安的報導之外，還每天記日記。他的日記在三十年後才公開發表。
他在日記中這樣描繪一九四二年的江青：
“她是一個瘦小的、有著柔軟身段與機靈黑眼睛的女人，她站在丈夫身旁的時候，同丈夫那偉岸的身軀相比顯得是那樣弱小……”
“極端的自覺性是她傑出的品質，她的理智勝過她的稟性，她毫不仁慈地駕馭著自己，她的事業就是她自己的一切。她在年輕的時候就急於要獲得她最終得到的東西……”
哈裏森·福門，是一個美國新聞記者。他與毛澤東及江青相識於一九四四年。
福門寫下這樣的報導：
毛澤東在他居住的小院門口接迎了我。院內是一字排開的六個普通窯洞，這裏住著毛澤東一家及其貼身護衛。毛澤東那年輕美麗的妻子同他在一起，她就是以前大上海聞名遐邇的女電影演員藍蘋。這是一個極為聰慧的女人，並且在一九三三年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一九三七年，她毅然放棄了她的電影事業，轉赴延安。在延安魯藝學院從事戲劇藝術教育。毛澤東對戲劇的興趣使他們走到一起，並於一九三九年春不事鋪張地結為伉儷。
“夫妻二人的穿著都很平常。妻子的一身像睡衣褲一樣寬大的勞動布服裝綁在她那樣纖細的腰身上，使她的身段愈顯苗條；丈夫穿著一件粗糙的、帶補丁的土布上衣，短得不能遮住小腿的褲子。我被帶到了“客廳”，這是一間用磚塊鋪地、白灰刷牆、擺有幾件結實但很粗糙家具的窯洞。時間已到了晚上，洞內僅有的幾點光線來自一支被固定在一隻倒置茶杯上的蠟燭，幾支點燃的煙頭上。談話期間總有幾個兒童跑進跑出。這些兒童站下來盯了我幾秒鍾，然後剝了一塊糖放在嘴裏又跑出去玩了。毛澤東好像根本不在乎他們的存在。”
大衛·巴利特上校是美國觀察小組成員。他在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五年派駐延安。他清楚地記得毛澤東在一次軍事展覽會上，向他介紹夫人江青：“巴利特上校，這是江青。”
巴利特驚訝地發現：本來想像中的癆病患者看上去卻十分健康，而且神情歡愉。
巴利特這樣描述江青：
“她的舉止體態優雅端莊，儼然一個傳統女明星形象；像其他所有中國女演員一樣，她的普通話說得也十分可以。我記得她在其他中共領袖們的夫人中間是最為出眾、最為漂亮別致的。”
羅伯特·佩恩在一九四五年訪問毛澤東的時候，對江青的印象是這樣的：
“毛澤東的夫人進來了，穿著黑色女褲和一件毛衣。‘你好！’她招呼道，帶著一種典型的北京腔兒。這使你一下猛地意識到她那張臉美麗而有豐富的表情。同時，伴著她那款款移來的腳步，一股高原地區野花的清香也飄進了屋內。”
江青並非“賢妻良母”型的東方女性。她的個性倔強。在“新媳婦”的日子過去之後，她漸漸顯露“本色”，不再對“老板”言聽計從了。那時，她在陝北，一直稱毛澤東為“老板”。
她要保持自己的獨立性，不斷跟毛澤東發生口角。
本來，夫妻之間，意見不一，爭幾句、吵幾句，也不足為奇。可是，江青往往不顧場合，在工作人員麵前，跟毛澤東爭吵。毛澤東畢竟是領袖，江青這樣嘩啦嘩啦地當眾吵架，使毛澤東甚為不快。當她的聲音越來越高時，毛澤東會大喊一聲：“閉嘴！”一聽這話，江青才收斂了一些。
最使毛澤東不悅的是，她罵他“土氣”、“土包子”。其實，這句話倒是反映了她靈魂深處對延安的鄙視，她還是向往上海那十裏洋場的“明星”生活。
在充滿“土氣”的陝北生活了將近八個年頭，江青終於有機會重返那燈紅酒綠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