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這是不奇怪的。“多情應笑我早生華發”，對曆史的多情總會加重人生的負載，由曆史滄桑感引發出人生滄桑感。也許正是這個原因，我在山水曆史間跋涉的時候有了越來越多的人生回憶，這種回憶叉滲入了筆墨之中。我想，連曆史本身也不會否認一切真切的人生回憶會給它增添聲色和情致，但它終究還是要以自己的漫長來比照出人生的短促，以自己的粗線條來勾勒出人生的局限。培根說曆史使人明智，也就是曆史能告訴我們種種不可能，給每個人在時空坐標中點出那讓人清醒又令人沮喪的一點。不知天高地厚的少年英氣是以尚未悟得曆史定位為前提的，一旦悟得，英氣也就消了大半。待到隨著年歲漸趨穩定的人倫定位、語言定位、職業定位以及其他許多定位把人重重疊疊地包圍住，最後隻得象《金色池塘》裏的那對夫妻，不再企望遷徙，聽任蔓草堙路，這便是老。
我就這樣邊想邊走，走得又黑又瘦，讓唐朝的煙塵宋朝的風洗去了最後一點少年英氣，疲憊地伏在邊地旅舍的小桌子上塗塗抹抹，然後向路人打聽郵筒的所在，把剛剛寫下的那點東西寄走。走一程寄一篇，逛到國外也是如此，這便成了《收獲》上的那個專欄，以及眼下這本書。記得專欄結束時我曾十分惶恐地向讀者道歉，麻煩他們苦苦累累地陪我走了好一程不太愉快的路。
當然事情也有較為樂觀的一麵。真正走得遠、看得多了，也會產生一些超拔的想頭，就象我們在高處看螞蟻搬家總能發現它們在擇路上的諸多可議論處。世間的種種定位畢竟都還有一些可選擇的餘地，也許，正是對這種可選擇性的承認與否和容忍的幅度，最終決定著一個人的心理年齡，或者說大一點，決定著一種文化、一種曆史的生命潛能和更新可能。事實上，即便是在一種近似先天的定位中，往往也能追尋到前人徘徊的身影，那我們又何必把這種定位看成天生血緣呢？
其實，所有的故鄉原本不都是異鄉嗎？所謂故鄉不過是我們祖先漂泊旅程中落腳的最後一站。
楊明：《我以為有愛》
我拋棄了所有的憂傷與疑慮，去追逐那無家的潮水，因為那永恒的異鄉人在召喚我，他正沿著這條路走來。
泰戈爾：《采果集》
既然是漂泊旅程，那麼，每一次留駐都不會否定新的出發。基於此，我的筆下也出現了一些有關文化走向的評述。
我無法不老，但我還有可能年輕。我不敢對我們過於龐大的文化有什麼祝祈，卻希望自己筆下的文字能有一種苦澀後的回味，焦灼後的會心，冥思後的放鬆，蒼老後的年輕。
當然，希望也隻是希望罷了，何況這實在已是一種奢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