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洪武建大明，恢複宋代的資本主義萌芽，到滿清入主中原，進一步的民族融合帶來的究竟是幾百年的繁榮還是災難，這顯然是我們需要明晰的。
而我們民族的命運又豈是僅僅此幾百年所能完全；放眼世界-定格中國，我們需要一條路，這條路需要披荊斬棘踩出來！
這是每一個站在中國土地上的炎黃子孫的責任！
讓我們一起為民族的未來思考！
或許我們以大明為開始有些太晚，實際上如果按照近代萌芽，應當從南宋開始說起，不過南宋畢竟久遠，蒙元雖是其倒退，但與現在似乎有些無關痛癢，雖然曆史都是因果，但我們也不需再贅述，僅僅回憶下那個歲月的悲與傷。時間回到1279年，南宋祥興二年---左丞相陸秀夫背負少帝趙暠投海自盡，十萬軍民跳海殉國。這是中華這個古老民族展現的血性，是資本主義胚胎的喪命；是文天祥零丁洋裏歎零丁的無限哀痛！
這是一個時代的縮影，那時崖山代表著一個時代與機遇的終結。
回到大明，1351年以治河為導火索的民變發生，隨即--壓抑將近百年的********催生了紅巾軍起義的爆發。1355年，劉福通立韓林兒為帝，稱小明王。翌年朱元璋克應天，采朱生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的戰略，至1367年平定南方，正月初四建元洪武，國號大明。同年，在驅逐胡虜，恢複中華的的口號下，徐達、常遇春北伐元廷，克大都；再經多次攻伐，天下大定。
想必沒有人陌生歐美等國包括我們的近鄰日本的內閣製度，似乎這是現代民主國家的一種政體，然而在中國明朝，內閣製度便已臻於成熟。
自秦始皇創立宰相輔政，曆代各朝雖在職權上有所不同，但大體沿用；而“放牛娃皇帝”朱元璋對明初仿照蒙元設立的中書省製度極其不滿，借胡惟庸案廢除丞相一職且子孫不得複立。由此朱元璋自己便直接管理六部，但朱元璋很快感到力不從心，洪武十五年罷黜四輔官設立內閣，不過此時的內閣隻是皇帝的顧問，成為統治核心則是後來的事了。看似是朱元璋為了鞏固皇權的行為，然卻為大明文官治國--軍權、行政權、監察權三權分立的罕見政體打下了基礎，並給他的子孫後代帶來了麻煩。從曆史上可以看到，明朝的強盛既是因為這樣的政體，而明朝後期廢除監察製度致使國體失去平衡，大明衰敗加速。
洪武、永樂之後，文官集團逐漸崛起並走向成熟，蒙元以來被破壞的精英階層由此恢複，皇帝已然需要顧及內閣的壓力，到了弘治帝的時候，皇帝雖是權力的來源和象征，但是已經無法自主的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了。如武宗時期想要南巡竟遭朝內全體大臣反對，嘉靖的大禮儀事件和萬曆時期的國本之爭都表現出內閣已然成為國家的統治中心，皇帝雖然仍是最高統治者，但是皇權卻在衰敗。
而除了在行政權上皇權逐漸衰敗，以都察院禦史和六科給事組成的言官隊伍對皇帝也是形成一大束縛。這些人雖然位卑但言卻不輕，上諫皇帝下威百官，從中央到地方，國家大事社會生活均成言官監察領域。而翰林院和六部大臣亦是諍諫彈劾的主力；1577年內閣首輔張居正父親去世後在皇帝挽留下未回鄉丁憂，朝中大臣不懼會被皇帝處罰的風險，依然上奏彈劾。
明中期的皇帝們都與大臣們爭奪過權力，雖然皇帝是權力的來源，擁有生殺大權，但是明朝百官偏偏不懼死，皇帝雖然撤換官員，但新任官員依然維護整個體製的權利，最終皇帝隻得妥協，退居幕後。那時大明的廷議似乎已經不再需要皇帝了。實際上我們可以把大臣與皇帝的對抗看做是“民權”與皇權之爭；文官們的勝利實際上就是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在政治上的顯現，而內閣裏的朋黨傾軋我們完全可以將其視為政黨政治的雛形。
大明經過二百年的不斷發展，在末期儼然便是君主立憲的早期形態。
再來說說內閣的運作，內閣大臣的建議是寫在紙上，並貼在奏章上麵，稱作“票擬”。而皇帝用紅字做批示，被稱為“披紅”。按照明製，皇帝僅僅批寫幾本，大多由司禮監批注。以往太監是不允許讀書識字的，而宣宗時期卻成立太監學堂，實際上明宗的目的當是以太監牽製內閣，仍是皇帝與內閣的爭權；不過久而久之宦官成為了內閣與皇帝的紐帶，為宦官當政打開了大門；不過這種宦官當政是依附於皇帝的支持。
雖然內閣已然成為統治中心，但是卻沒有法定地位，導致流弊不斷；列如宦官製度使得內閣首輔必須與司禮監合作才能順利通過政令，例如張居正與馮保；雖然這有利於製約內閣，但是司禮監卻是依附皇權，在製衡內閣的同時無形中使得內閣仍然迫於皇權壓力。
或許再給大明一百年，內閣製逐漸成熟，在歐洲爆發資產階級革命的時候，中國將會通過內閣平和的權力鬥爭實現君主立憲，然而曆史沒有如果，雖然崇禎帝時期勵精圖治，但是在一個政治大變革與權力鬥爭複雜的時期，軍事往往要趨於失敗，高度君主專製的滿清崛起，李自成等****的出現使得中國最好的機遇墜入深淵，文治天下-政治轉變的大明在軍事上全麵失敗之後，隻能退出曆史舞台。而存在種種弊端的未成形君主立憲也走向破滅，資本主義的再次萌芽也被鏟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