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不忍，則亂大謀。對於一個血氣方剛的人來說，隱忍、妥協，有時並不意味著膽孝怯懦。含辱妥協，既要戰勝自我，消除受辱的複仇心理，又要戰勝別人，不顧世俗的猜疑、歧視，這又何嚐不是一種勇敢呢！
“妥協”，就其詞義來說，是用讓步的方法避免衝突或爭執。從詞性上看，妥協並無褒貶之分。暫時妥協是人生的一大策略，是暫時的放棄，是在這一過程中等待時機，創造條件，以求扭轉乾坤東山再起。
《老子》有這樣幾句話：“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去之，必固與之；將欲奪之，必固予之。”後人把老子的這一思想概括為“取予之計”。將欲取之，必先予之，成為我國古代軍事上的一種暫作妥協、待機索取的常用策略。
東周時期，在著名的“三家分晉”之戰中，魏國國君成功地運用了這一策略。當時正值春秋末期，晉國的命運掌握在智、韓、趙、魏“四家”手中，其中智伯最強。他不滿四家共享的局麵，而欲獨占晉國。於是，智伯打著加強公室的幌子，要三家各拿出一部分土地和庶民給晉君，實則是擴充自己的地盤。他先去威逼韓國國君康子。
康子本想拒絕，宰相段規說：“智伯貪得無厭，假君命以削吾地，若用兵，是抗君也，彼將借以罪我，不如與之。”
段規建議，接受智伯的要求，割地後見機而行。智伯又襲用逼韓之法，向魏國索要土地。魏君桓子認為他欺人太甚，欲加拒絕，宰相任章勸說道：“君予之地，智伯必驕而輕敵，鄰邦必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則智伯之命不長矣。”結果正如任章所料，智伯終被韓、魏、趙三家所滅。
戰爭中往往有這種情況：在條件不具備時，要想奪取或保存某種東西，必須暫時交出或放棄它，在“交出”或“放棄”的過程中，等待時機，創造條件，最後把它再奪回來。這種“將欲取之，必先予之”的策略，屢被後代兵家所推崇。
曆史小說《袁崇煥》中，談及“取予之道”，給人啟發，也令人感歎。袁崇煥是明末著名軍事家，官至兵部尚書。小說中說，遼東戰役時袁崇煥曾想以暫時的妥協換取準備的時間。他認為，當軍事上準備沒有充分之時，暫時與外敵議和以爭取時間，曆史上不乏先例。
漢高祖劉邦曾與匈奴議和，爭取時間來恢複、蓄養國力、兵力，等到漢武帝強盛時才大舉反擊。唐太宗李世民曾代父皇李淵做主，與突厥議和，等到兵馬齊備，軍隊訓練有素時，才派李靖北伐，大殺突厥犯敵。
暫時的妥協，必要的妥協，的確是一種重要的為政之道、軍事之道、人生之道。大道通了，至於鄰裏糾紛、兄弟失和、夫妻鬥嘴之類的日常矛盾，便不難用“妥協”來化解了。學會妥協，學會放棄，實則是人生一大課題。
由此想到，妥協並不都是委屈、忍辱，有時它也體現出人的機智與幽默。有則軼事是這樣的：有一天，大文豪歌德在公園散步，在一條隻能通過一個人的小徑上，對麵碰到曾尖刻批評過自己的批評家。真是冤家路窄，狹路相逢，越走越近了。“我是從來不給蠢貨讓路的。”批評家傲慢無禮地說。“我正好相反！”歌德說完，笑著退到旁邊。從行動上看，歌德也是做了妥協、讓步，不過是一種機智的退讓，其言行帶有某種以守為攻的意味。
所以，有進攻必有退守，有衝突也應有妥協。大至軍國之重，小至家務瑣屑之爭，帶兵打仗，為官從政，做人處世，必要的妥協往往是不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