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篇
當哲學智慧遇上心理療法
哲學家眼中的心理學
朱利安·巴吉尼
在人類文明的最初幾千年，並不存在哲學和心理學之分。關於人類思維的研究有很多分支——實踐的、理論的、經驗的、邏輯的，但所有分支都屬同宗。直到19世紀，一個當時被稱為實驗心理學的分支開始獨成一派。隨著時間的推移，對於思維實際運作方式的科學研究與其他哲學研究之間的區別變得巨大，以至於人們不可能對此視而不見了。雖然這兩個學科的分道揚鑣並沒有一個準確的時間點，但在1913年這兩者提出了一次“離婚”申請，當時107位德國、澳大利亞及瑞士哲學家聯名簽署一份請願書，要求不再將哲學教授職位授予實驗心理學家。雖然他們非常歡迎“在這個學科上取得的令人可喜的進展”，但它是一個“獨立的領域，需要學者投入全部精力”。“對精神生活的實驗研究”需要有獨立的係部和教授，把哲學留給哲學家。
這次“分手”可以說是好聚好散，在很多方麵對雙方都有益。但這是有代價的。作為“夫妻檔”，哲學和心理學恰好是美好生活的監護人。如果我們想知道如何生活，就需要哲學家和心理學家兩者的洞見，但現在這變成了奢望，因為他們已經不再一起生活，甚至不怎麼交流了。
這場“婚姻”如此珍貴，是因為它讓事實和價值問題得以和諧共存。以人類理性為例，哲學給出邏輯原則、合理論述和強有力的推理，這些是有關理性的真理，但不是關於人們實際上如何思考的事實。哲學對這些原則的價值推崇備至，堅持認為這就是我們應該在很多領域（如果不是所有領域）進行推理的方式。相反，心理學告訴我們大量有關大腦實際運作的事實，在此過程中向我們表明，人的大腦極少通過邏輯方法得出結論。大腦會利用各種快速、不擇手段的捷徑與“啟發法”，承擔迅速得出正確結論的任務，通常這樣足以讓我們生存，但實際上缺乏合理的邏輯論證的可靠性。如果你認為人類理性這一問題與如何最充分利用理性分析能力有關，那麼似乎你需要一種原則來指導你如何進行推理；需要看清大腦實際上會利用的偏見、伎倆和捷徑；還有關於推理是否有效的限定規則。噢，如果這些你都想要，那麼就必須學習兩個學科。
提到美好生活，事實與價值之分、實然與應然之分甚至更成問題。我們當然需要心理學為我們可能持有的關於哪種生活更好、哪種更糟的觀點提供有理有據的基本準則。哲學所依靠的大多是關於人性的假設。在心理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存在之前，這也許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現在沒有理由再對人性做出武斷的、未經心理學家事實驗證的判斷。隨意舉個例子，卡爾·馬克思說過：“工人在勞動中耗費的力量越多，他親手創造出來反對自身的異己的對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強大，他自身、他的內部世界就越貧乏，歸他所有的東西就越少。”這是馬克思所說的“異化”的部分內容，異化是其政治哲學的一個核心概念。要清楚一點，這是關於勞動對人的心理影響的一種經驗主義論斷。如果今天有人堅持這種說法，若不把有關這是否站得住腳的心理學證據考慮在內，那就是荒謬的。簡而言之，正是因為關於生存之道的哲學論斷取決於關於人性的信念，因此如果哲學不想成為空洞的推理，那它就需要心理學。如果不了解事物實際上是什麼樣的，那麼關於事物應該是什麼樣的論斷也就不能當真。
另一方麵，也不能僅憑了解事物是什麼樣，就能直接得出事物應該是什麼樣的結論。這是心理學把對人類思想研究的事實部分分離出來、留下價值部分之後，發現自己所處的困境。這在積極心理學的發展過程中表現得越來越明顯，積極心理學是值得讚賞的一次嚐試，它試圖以關注什麼讓我們的思維正常來平衡心理學關注什麼讓思維出了問題的傳統。但當積極心理學試圖這麼做的時候，它發現自己實際上是理所當然地以為我們知道正常是什麼意思。最為明顯的是，積極心理學家做了大量關於什麼會讓人們幸福的研究，但他們根本說不清幸福是不是恰當的人生目標。盡管這似乎理所應當是恰當的人生目標，但隻需舉一個例子就足以說明為什麼這不是：宗教。諸多研究表明，信仰宗教一般能讓人幸福。這個觀點備受爭議，至少某些宗教的形式確實會讓你不幸福。但是應該要清楚的是，不管結果如何，即便知道某種宗教能讓人多麼幸福，也不能成為你信仰宗教的理由。如果你是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當你發現天主教徒沒有無神論者那麼幸福時，你也不會覺得有理由改變你的信仰。從你的角度看來，這隻不過表明，無神論者是傻笑的蠢人，這正是拍手祈福的基督教徒看起來更像是清醒的無神論者的原因。簡言之，因為心理學關於生存之道的觀點取決於關於什麼是美好的信念，所以心理學如果不想混淆描述與規定、事實與價值，那就需要哲學。如果你隻了解事物實際是什麼樣，那麼你關於事物應該是什麼樣的觀點也不足以信。
提到心理學的“後代”——心理治療時，這種實然與應然之分變得更為重要，但也更為複雜。心理治療是在事實與價值之間的奇特的中間地帶運行的。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心理治療本身的存在就表現出一套價值觀：幫助人們充分地生活的願望。但與此同時，即使不是絕大多數，至少也有很多心理治療師並不把認真詢問或盤問病人什麼是充實生活視為他們的本職工作。就像父母溺愛孩子一樣，治療師並不在意病人做了什麼，隻要這能使他們快樂。但治療師也像父母一樣，並非一味地溺愛，隻有當病人所選的道路明顯離經叛道時，治療師才會加以批評。
實際上，這意味著在心理治療與哲學之間，存在一種緊張關係和目標上的衝突。緊張關係是指哲學想盡辦法詳細盤問價值觀問題，心理治療則想盡辦法避免觸碰這些問題。目標上的衝突是指心理治療旨在讓人恢複正常，而哲學旨在尋找真理。這一衝突是讓我對哲學谘詢持懷疑態度的原因。 比如，我記得曾有一位哲學谘詢師的話讓我非常不安，他說他們的工作是弄清楚客戶在想什麼，然後找到與之匹配的，或許能把這種世界觀表達得更充分的哲學家。擇優挑選哲學家以支持你所思考的問題，這在我看來似乎與哲學精神背道而馳。但你所能做的（公平地說，這可能是上述哲學谘詢師的真正意思）是把客戶思考的問題與哲學正典之間的聯係作為研究的開端。但如果你隻是為了感覺更好而利用哲學觀點和文本，那你就不是在研究哲學。我們應該跟隨哲學思維自由馳騁，而不是關注它讓我們感覺如何。哲學思維不應該倒過來規劃，不是從你想要到達的終點出發。哲學是探索，是沒有導遊的遊覽。做得好的哲學谘詢，就是這樣的探索，這種探索一直把哲學與生存問題聯係起來，而不隻是試圖利用哲學智慧的源泉，不惜代價來解決生存問題。
如果你認真思考應該如何生活的問題，那麼這一點似乎很清楚：哲學、心理學和心理治療都能給你啟迪，當三者結合起來時才最有用。我們需要思考我們想要什麼，什麼是可能的；關於我們現在是什麼樣的事實以及我們想成為什麼樣的價值觀；什麼是真，什麼讓我們生活更充實；智力理解和實踐智慧。這些問題變得孤立起來，成為三門不同學科各自關注的問題，這是思想史上的一個意外。但是我們可以把它們放回到一起，而這正是本書的目的之一。
研究表明
涉及對那些告訴我們應該如何生活的、源源不斷的研究結果的理解時，哲學上的理解力可能最實用。對這些研究結果我們要保持謹慎，這有一些很明顯並被大肆宣傳的理由，特別是被心理學家自己所宣傳。其中最主要的一條是，絕不能僅憑一項研究就草率得出結論。但有幾項研究結果似乎被無數獨立的研究所證實。簡明扼要地說，對近幾十年來心理學家研究成果的典型總結中，會包括以下內容：人類幸福的主要決定因素是身體是否健康和人際關係的質量；財富對於幸福感的作用會逐步減少，財富在人們擺脫貧困時對提升幸福感很有幫助，但當人們適度富裕時，財富的作用就變得很少或幾乎沒有作用；樂觀主義比悲觀主義更好；擁有宗教信仰或更高尚的目標會讓你更幸福；財富或地位上的不平等對身心健康都有不利影響。
這些內容如果都是真的，那麼它們對於有興趣探索人類美好生活是什麼樣的人們來說將是很重要的資料。但正如本·高達可所說，“我覺得你會發現事情比這更複雜一些”（這句話成了很流行的T恤口號），本·高達可孜孜不倦地致力於曝光那些草率的研究和那些更草率的對研究的解釋。我們經常從報道中得知某項研究，就好像這是十分確定的東西，而實際上往往並非如此。與研究搭配的正確動詞幾乎總會是“表明”，而不是“證明”，而表明則意味著有好有壞。
我們需要從實驗本身開始。最明顯的一點在於，實驗在本質上往往是高度人為的構想。實驗必須如此，因為其目標是把變量分離開來，比如我們在實驗中會做出區分，當有人需要你的幫助時，你身邊有一個人、兩個人，還是20個人。在現實世界，你無法控製這些變量，所以需要構建一個人為場景。問題在於，這麼做可能的確分離出了一些變量，但也引入了另一個無法控製的變量：這樣區分的情形在某種意義上是虛構的，往往發生在實驗室，比如某所大學的心理實驗室。因此，基於實驗室的研究結果能揭露出多少人們平常生活中的行事方式，這是有疑問的。你若想對研究結果的可靠性做出理智判斷，就需要仔細審視每個單獨的實驗是如何設計的。
實驗結果還有可能因為實驗對象的本質而產生傾斜。因為顯而易見的現實因素，許多旨在揭露普通人性的研究，實際上幾乎隻是以屬於美國中產階級的年輕白人大學生為實驗對象的，這是一個令人難過的真相。我曾是一名英國大學生，與9位這樣的大學生為鄰，我可以自信地說，這些人不是正常人。因此，我們還必須問：這些實驗以誰為實驗對象，這些人在相關方麵能不能代表其他人？
就算我們假設關於實驗設計的疑問得到了解答，那麼下一個問題是理解研究結果是什麼意思。科學家有一個原則，一個永恒的真理：相互聯係不是因果關係。假設你發現比起西班牙足球迷會有更多蘇格蘭足球迷患上季節性情緒失調（SAD），你可能立刻就會明白，成為蘇格蘭足球隊球迷不太可能是致病原因，其原因是蘇格蘭人住在緯度更高的地方，冬天天更暗。支持流浪者足球隊或凱爾特人足球隊可能與季節性情緒失調有關係，但不太可能是引起季節性情緒失調的原因，除非足球隊經曆了特別糟糕的冬季低迷期。
但在其他情況下，聯係和因果關係之間的區分沒有這麼明顯。比如，去教堂可能與幸福相關（不過並沒有明確證據），但這本身並不表明，信仰宗教會讓人更加幸福。可能隻是因為去教堂會有作用，不管你信仰宗教與否；可能不去教堂的信徒也不比其他人更幸福。還有可能去教堂根本不是關鍵因素，隻是成為活躍社區組織的成員會有作用。最近的研究還表明，信仰宗教對那些生活在更虔誠的社區的人來說有更多積極作用，這表明真正起作用的是與他人融合、相聯係的感覺，而不是信仰。
但是，一旦你意識到這一點，你很快就會明白，幾乎所有表明事件、環境、信仰或性情之間的聯係以及衡量幸福感的研究，都未能表明這種聯係的偶然性。比如，英國廣播公司剛剛完成一項非常大型的研究，把抑鬱傾向和反思、自責聯係起來。研究者遇到了因果關係這一普遍問題：即便兩者存在偶然性的聯係，那麼是抑鬱會引起人們自責與反思，還是反思與自責會引發抑鬱？他們得出結論，認為抑鬱是結果，不是原因。但即便收集了大量數據，他們也無法確定到底反思本身成問題，還是隻有某些類型的反思成問題。同樣，因為反思與自責經常如影隨形，因此也無法確定這兩者中到底哪一個是引起抑鬱的主因。
這種錯綜複雜的關係有助於解釋，為什麼甚至最有力、最根本的統計學上的聯係也需謹慎對待。一個例子是樂觀主義與各種積極結果之間的聯係，樂觀心態會讓人更健康、更快樂、更長壽。這種研究確實看起來非常有說服力，但這是否意味著樂觀主義對你就一定有好處呢？不一定。原因如下：試想一下，我把一群孩子分成男孩組和女孩組，然後觀察他們能否夠得著一個很高的把手。我會發現男孩組一般要比女孩組做得更好。這是否就表明，成為男孩是能夠得著高把手的原因呢？當然不是。長得高才是起作用的因素，而恰好成為男孩意味著你更有可能高一點。問題在於，這些數據沒有被恰當分類。此時男性和女性被當作基本類別，而實際上並非如此。
對樂觀主義的研究可能出現了同樣的問題。產生所有這些更好的結果的原因可能是人們尋找解決方法、盡力讓未來更加美好的意願與能力。如果把人們分成樂觀主義者和悲觀主義者，很可能你會發現這種人更多是在樂觀主義組，而不是在悲觀主義組。但這不是因為樂觀是關鍵因素，隻是樂觀似乎與關鍵因素有關，正如男性比女性更有可能與個子高有關。這可能是至關重要的，因為有時樂觀主義可能會對關鍵因素造成不利影響。有一種盲目的樂觀主義，認為未來必定很美好，這讓人們更不可能努力去尋找解決方法、努力讓未來更加美好。
數據分類不充分不是從相互聯係中錯誤推導出因果關係的唯一原因。另一個原因在於，原因通常被認為是固定的，而實際上不是。比如回到性別的例子。試想一下，假設研究表明，父親比女性更少待在家陪孩子。問題在於，我們還是不清楚這是人性不可避免的特點，還是社會規則和習俗的結果。的確，也許我們不可能知道先天因素和後天因素發揮了什麼作用，因為孩子自出生之日起，他便處於各種影響之下，這些影響反映了根深蒂固的社會習俗。因此，我們可能知道男人沒有女人那麼以孩子為中心，但我們不知道這是否是不可避免的。我們總是需要提出這個問題：如果一件事導致了另一事的發生，這是因為這兩者之間存在內在聯係，還是隻因為目前的形勢強化了這種聯係？比如，提到抑鬱的起因時，這個問題尤為迫切。的確，很有可能隻是因為社會環境讓很多東西成為問題，而這些東西導致了抑鬱。比如，有幾項研究表明同性戀和自殺之間有聯係。但似乎更有可能的情況是，讓同性戀者自殺的是他們所麵臨的社會的不寬容與迫害，而不是他們的同性戀傾向本身。
關於解釋和研究對作為個人的你而言意味著什麼時，你也必須非常謹慎，要記住這種研究隻是告訴你一般情形下可能發生的情況。即便反思會讓大多數人抑鬱，但也可能不會讓你抑鬱。以任何同性戀個體為例，他們可能是不抑鬱的。一般來說，大部分人都還不夠樂觀，但如果你更為悲觀一點，把期望值再放低一點，可能你會更知足。研究結果往往被研究人員概括為似乎適用於所有人，或某個群體中的所有人。可能最有害的是基於性別的研究結果。比如，我們可以不無自信地說，還沒有哪項研究發現男人比女人更愛冒險、更濫交、更缺乏社交能力。那些研究所表明的隻不過是有更多男人比女人愛冒險、濫交、缺乏社交能力。至於對男人或女人個體，這種研究結果沒有提供任何信息。它充其量隻是告訴你，如果你對一個人除了性別之外別無所知，那麼某些特點比其他特點更有可能在這個人身上出現。你若以為它能告訴你更多信息，就像是把氣候數據與天氣預報混淆起來，錯以為因為英國3月下的雨比8月更多，所以夏天出門時你就可以把雨傘留在家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