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6日，中共十七大首場記者招待會上，中央電視台特約小記者季家希舉手向教育部長周濟提問。季家希問道：“我今年12歲。我有兩個問題。第一，我知道教育部門和學校為了減輕我們的書包已經做了很多的工作，但為什麼我們的書包還是那麼重呢？第二，現在同學們總說睡眠的時間太少了，有什麼辦法能讓我們多睡一會兒嗎？”（10月17日中國新聞網）
我不知道別人看了這新聞有怎樣的感受，但我知道，作為教師的我，卻心情沉重，猶如壓著一座五行山。雖然有人說，十七大報告關聯著小學生的書包，這個細節生動地詮釋了十七大報告對民生問題的關注。但我聽了教育部長周濟的回答，心情並不能輕鬆稍許。教育部部長周濟先是微笑著評價說：“相信很多的小朋友都會非常感謝你，他們跟你有同樣的想法和願望。”隨後周濟回答道，十七大報告已回答了這個問題。報告明確提出要減輕中小學生課業負擔，提高學生綜合素質。這就要求教育部門全麵實施素質教育，更新教育觀念，深化教育內容方式、考試招生製度、質量評價製度等改革，使孩子們能夠在德智體美各方麵都得到全麵發展，成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
十七大報告關聯著小學生的書包之後，我看到了一係列的有關學生書包減負的報道。如：①針對中小學生課業負擔重的現象，昨日，市教委相關領導表示，將更加嚴格執行“減負令”，並向違規學校追責。學生娃娃書包重。昨日下午，記者在渝中區、江北區三所中小學調查時發現，學生娃娃的書包普遍大於成人上班提的包，而且重量遠遠超過大人的包。“我的書包裏裝了20多本書，這本字典裝不下了。”渝中區實驗二小一位五年級的小男孩告訴記者。“娃兒，快點把書包取下來……”校門口一堆接孩子的家長，看到自己小孩的第一件事大都是幫忙取下孩子背上的書包。江北區某小學的張校長告訴記者，他們對學生的書包做了一次調查，“書包平均重量是8.1斤，最重的11斤”……市教委基教處處長李源田說，今年2月份市教委下發的關於上課時間、學習時間、鍛煉時間、作業量等7條“減負令”，各學校要嚴格不打折扣的執行，不然將向學校追責。（《重慶規定學校為學生減負不力將被追責》2007年10月20日《重慶晨報》）②據新華社成都10月29日電（記者劉大江）為給中小學生減負，成都市青羊區教育局發布“書包限重令”，規定從29日開始，全區小學、初中學生書包重量不準超過學生體重的10％；教育部門隨時抽查，並公布抽查結果，對超重嚴重的學校，將追究校長責任。據成都市一些區級教育部門抽查統計，僅僅是小學生的書包平均重量就達到11斤，最重的超過15斤。為落實“書包限重令”，青羊區對各學校明確要求：各學校要發布告家長書，明確書包的限重標準。引導家長正確選擇書包文具，並請家長協助學校培養學生養成每天按課表收拾書包的良好習慣，督促學生不把與學習無關的玩具等裝進書包，並監督學校的減重行為。（《學生書包超過體重的10%校長將被追究責任》2007年10月30日《中國青年報》）
“減負令”也好，“書包限重令”也罷，這一係列的措施，都是治標不治本的臨時招數，看著，使我感覺到的更多的是那些大人在那一個勁地做“減負秀”，而不是在真正為孩子著想。何以如此說？
原因很簡單，看事實。素質教育我們已經喊了多少年了？但我們的教育素質起來了嗎？我們給學生減負喊了已經多少年了？我們學生過重的學業負擔減輕了嗎？學生感覺到減負了嗎？答案顯然都是否定的。令人十分遺憾啊，我們的素質教育是比過去的應試教育還要應試的教育。
我曾經寫過《小女的書包重達10斤》一文，看來書包的過重，已經不是一家兩家的問題，而是一個普遍性問題。我之所以說“書包限重令”是“減負秀”，原因就在於沒有給學生課業負擔真正減負，而隻是給書包減負，那這減負是大打折扣的，是不可持續的；沒有給老師減負，就不可能真正給學生減負。老師過重的負擔，遲早仍會轉嫁到學生頭上。我們的考試，我們的以分數高低評判學生優劣的標準，在另一層次上講，考試也是在考老師，也是在評判老師的優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