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畝五分地改變了梁家莊
時間拉回到430年前，明萬曆九年的一個秋天，長治市郊區大辛莊鎮梁家莊村。
農曆九月初的秋天已近尾聲，秋收的味道還未散去。莊稼地裏，玉米杆，穀子根都還安靜地待在原處，肌膚親密地貼著朝夕共處了大半年的泥土。
那時候，梁家莊全名為潞安府長治縣太平鄉衡漳都二裏梁家莊。處在長治市西郊的這個村莊，本是一個與別的村莊一樣的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村莊。然而從這個秋天開始，梁家莊突然就與別的村莊不一樣起來。
一個貧困村民成就了一個觀音堂
就在這個秋日，農曆九月初的一個清晨，一位叫梁永祿的村民匆匆走進巷子深處一處剛剛打開的院門。這是一處與大部分人家都不同的院落，典型的北方四合院，門樓，影壁，雕花，顯示了主人家的殷實。
梁永祿神色匆匆，掛著一臉憂鬱直奔客堂，麵見大院主人常朝潤。常朝潤像往常一樣，向梁永祿打個招呼，點燃一鍋煙，請他坐下來。作為一個村莊的鄉鄰，常朝潤知道梁永祿家的經濟極為貧困。他想，或許這位鄉人又遇到了什麼難處。這一大早，他是來借米麵，還是借銀兩？
沒想到梁永祿一開口，就讓常朝潤大吃一驚。梁永祿的話雖然聽上去有些支支吾吾，關鍵詞卻還是聽得真真切切，那就是，他有一畝五分地，想要賣掉。
對於世代耕種的農民來說，賣地是無奈之舉。然而，為了成就家中更要緊的事，他們隻能賣地。一畝五分地，在當時是幾個人的口糧地？賣掉這一畝五分地，對梁永祿來說或許可以置一房媳婦，或許可以置一處院子，甚至可以拯救一條生命。
總之，梁永祿的賣地決心已下。這次上門，就是希望有經濟能力且在村中口碑較好的常朝潤可以將他的一畝五分地接手。
梁永祿說得誠心誠意，常朝潤聽得極度認真。梁永祿走後，常朝潤徹底坐不住了。他大口吸著手裏的煙鍋，在院子裏來回踱步。他的心裏，瞬間產生了極大的歡喜。他的歡喜，當然不是由於多了區區一畝五分地，更不是因為梁永祿的土地到了他手裏。他的歡喜與激動，緣於他心中一直以來的一個大計劃。
梁永祿的一畝五分地上，聳立著一棵枝繁葉茂的柏樹，這一片不大的土地，風水卻極佳。這一畝五分地讓常朝潤心潮澎湃。
事不宜遲，接下來的短短幾天，他與梁永祿很快談攏這件事，並立下字據：“潞安府長治縣太平鄉衡漳都二裏梁家莊住人梁永祿，因‘缺少使用’，將自己原增至到本村的一畝五分地盡數賣與本村常朝潤修蓋觀音堂使用……得到地價銅錢2500文……恐無憑，立賣地文契。萬曆九年九月初七日立。”
在明朝，一兩白銀大約可換到1000～1500文銅錢。一個平民一年的生活隻要一兩半銀子就夠了。據說，戚繼光的士兵軍餉一日隻有三分銀子，一月不足一兩。還有史載，明萬曆年間一兩銀子就可以買188.8公斤大米。
梁永祿用一畝五分地換來的2500文銀子，也就是換白銀二兩左右。二兩，在那時候既然可以抵一個農民一年的生活費，那麼對於梁永祿來說，也就是一筆“財富”了
中國幾千年的社會都是農耕社會，土地一直是最有價值的東西，它不僅是農民的寶貝，也成了農民之外的所有人追逐的東西，明朝也是如此。明太祖朱元璋很清楚這一點，他不但是農民出身，而且又是農民起義的領袖，所以對土地的認識比任何人都深。他認為，天下不太平的罪魁禍首都是因為農民沒有自己的土地。於是開國不久，他就規定每個人都要有自己的土地，並且土地永遠歸農民所有，不準買賣。同時又鼓勵墾荒，見丁授田，沒收（或限製）“有力之家”多占的土地，使相當一部分無田的貧者因此獲得土地。在他如此治理下，社會經過了100年的休息生養。然而經濟的日益繁榮還是喚醒了強勢群體對土地的貪欲，於是搜刮土地行動就相繼開始了。從萬曆上台（1573年）的時候，皇帝雖然換了，人的貪心卻沒變。由於農民的手中已經沒了土地，隻能大魚吃小魚。那時候，中小地主們手裏的土地少則四、五百畝，多則幾千畝，由於勢單力薄，於是成為大官僚侵漁的對象。著名的清官海瑞，也就是那個時候因為土地而成名的。
明朝農民大麵積貧窮，是從1522年嘉靖年間開始的。著名的紀實小說《金瓶梅》中說，西門慶隻用了“三兩半銀子”就買了一個十一、二歲的丫鬟。而西門慶一天的開銷就要幾十兩銀子。可見，貧富分化之明顯。
梁永祿一畝五分地換來的2500文銀子，遠買不到一個十一、二歲的丫鬟。
梁永祿家貧是真。然而讓我們今天稍稍釋然的是，梁永祿賣掉的這一畝五分地不是他賴以生活的全部，隻是“原增至到本村的一畝五分地”；而常朝潤，並不是用他手中的實力來掠奪農民的土地，也不是用這一畝五分地累積他的財富。?
當初，他們在字據上寫得清清楚楚，常朝潤買下這一畝五分地的初衷，就是要在上麵“修築一座觀音堂”。
讓常朝潤欣喜若狂的，不是這一畝五分地，而是這一畝五分地的位置，更確切地說是它的風水。
敬奉觀音，自然需要一處風水寶地。而梁永祿賣掉的一畝五分地，恰恰處在極佳的風水位置。
救苦救難的觀世音菩薩，深得民間百姓喜歡和依賴。梁家莊村民當然也不例外，其中就包括常朝潤的母親。這位老人是一位虔誠的觀音信徒。無論是初一十五，還是家裏逢了悲喜之事，或是村裏遇了坎坷難事，老人總要在菩薩麵前焚一柱香，祈一段禱文。母親一直相信，家中得以順風順水，全在於觀音菩薩的護佑。而那時候，村子裏並沒有供人們上香求佛的去處。上香許願，尤其是還願，必須要在神靈麵前方顯虔誠。對香客們而言，跋山涉水到外地實在不便，尤其是對於村裏上了年紀的老年人。
母親的一顆心，常朝潤看在眼裏，記在心裏。多年以來，他一直在尋一處寶地，尋一個機會，希望能給母親蓋一處廟堂，了卻母親一生的心願，也了卻周邊村民一樁心願。
如今，村人梁永祿的一畝五分地，終於可以讓他把多年的心願變成現實。
然而修築一座廟堂，隻有一片土地是不夠的。常朝潤雖然家境殷實，依靠自己的力量還是不夠。於是，他在一段時間內頻頻進出鄉裏幾戶富裕些的人家，與一戶一戶的主人談判，商榷，希望能夠共同出力，為鄉鄰建造一所觀音堂。
這期間，他還想到一個關鍵的人，這個人就是兵部侍郎郜光先。郜光先，字子孝，號文川，長治人。明嘉靖三十八年進士。授上海知縣，擢都察院監察禦史，遷大理寺丞，晉少卿，擢右僉都禦史、右副都禦史，巡撫延綏，改左副都禦史，巡撫薊州、遼州、保定，兼理邊務。晉兵部右侍郎，總督三邊軍務。
當時，已經是兵部右侍郎、總督三邊軍務的郜光先按理說應該在外忙碌政事，然而湊巧的是，因為母親病逝，郜光先恰好守孝在家。然而郜光先是長治人，卻並不是梁家莊人。郜光先的家在長治市城南李家莊村。《長治縣誌》裏記載：“郜光先祖父的墓，在今長治市東南李家莊。”
《潞安府誌》也有記載：“郜尚書墓，名光先，在郡城南。”
一個在長治市南，一個在長治市西；一個李家莊，一個梁家莊，本是不相幹的兩個村子，卻因了一個人而維係得異常緊密。
這個人，就是郜光先去世不久的母親。
郜光先的母親，就是梁家莊人。因此，梁家莊是郜光先的姥姥家。小的時候，他常常跟了母親，到姥姥家玩耍。及至他中了進士，授了知縣，擢了都禦史，最後督三邊軍務。這一切的榮譽，除了李家莊，還與梁家莊深深聯係在一起。梁家莊人，也一直以郜光先為榮。
守孝在家的郜光先被常朝潤想起，不僅因為他的官職，更多的還是因為他的母親，因為他是梁家莊的“小外孫”。何況，郜光先的母親也是一位無比虔誠的佛教信徒，常年做官在外的郜光先也一直把無法替母親蓋一間廟堂作為憾事。如今，母親雖然過世，但郜光先的廟宇情結一直還在。
果然，常朝潤把想法一說，便得到郜光先的大力支持。郜光先甚至親自在母親的牌位前焚了一柱香，長長叩拜母親。他告訴母親，曾經多年的願望，就要實現了；做兒子的一樁心願，想不到竟要在這個時候去了卻。盡管萬分遺憾，他還是無比欣慰。母親若泉下有知，一定會支持他的，母親一定願意看到在自己的娘家，壯觀地聳起一座觀音堂，讓那些與自己一樣的老姐妹們，讓那些生活在最底層的貧苦村民們，近距離接觸神靈，對話神靈。
常朝潤，郜光先，以及梁家莊一些富裕的鄉人，帶著對神靈的一顆顆虔誠的心，陸續湊資，使觀音堂很快開了工。
那一天，全村上下集體焚香，祈求觀音，祈求所有的神靈護佑，讓觀音堂順風順水，順利完工。
工匠們很優秀，也很賣力，按照事先多次斟酌好的設計方案，有條不紊地進行。
看著工匠們熱火朝天地修建，常朝潤們卻無法坐下來歇息。既然修建起觀音堂，絕不能是一座空空的殿堂，之後必定要有僧人進駐與打理。有僧人，就必然涉及到吃喝生存。為此，常朝潤又與郜光先走到一起。經過多次的商討，他們終於想出一個辦法，那便是必須再征一些地，供僧人們種植之用。地從哪裏來？村裏雖然有不少貧苦農民，然而不能人人都以賣地為生。由於有了修建觀音堂的明確計劃，這一次征地就似乎容易了些，願意以一定的價位賣出自己一部分土地的是村人王進恭及他的幾位族人。
今天，觀音堂正殿的外窗戶下，那塊嵌進牆裏的石碑上，還保存著梁永祿與王進恭及其族人的賣地字據。盡管經過430年的風雨侵蝕，一些字跡已經模糊，但還是可以清晰地看到“地壹拾貳畝整”、“賣與本裏民人常朝潤”、“現銀壹拾兩整”、“與住持僧道耕種看護廟堂”、“王進恭、王子安等”、“萬曆九年十二月十九日立”等字眼。從這些零碎的文字中，今天的人們可以清晰地拚湊出當年的往事。
因此看來，觀音堂剛剛建成的時候，是有僧人進駐的。常朝潤們為僧人買的土地，竟然達12畝之多。梁家莊觀音堂，曾經也一定僧俗往來，輝煌過。隻是當初進駐了多少僧人？而這些僧人們到底什麼時候離開了觀音堂？
不得而知。
不管怎麼說，當初是梁永祿的一個決定，一個因貧困引發的決定，由他的一畝五分地徹底改變了梁家莊之後的命運。
不能不說的觀音信仰
常朝潤之所以在買地之初便寫下要修建一座觀音堂，是因為百姓有著很深的觀音信仰。
觀音菩薩，梵文 Avalokite?vara，又作觀世音菩薩、觀自在菩薩、光世音菩薩等，從字麵解釋就是“觀察（世間民眾的）聲音”的菩薩，是四大菩薩之一，相貌端莊慈祥，經常手持淨瓶楊柳，具有無量的智慧和神通，大慈大悲，普救人間疾苦。當人們遇到災難時，隻要念其名號，便前往救度，所以稱觀世音。在佛教中，觀音是西方極樂世界教主阿彌陀佛座下的上首菩薩，同大勢至菩薩一樣是阿彌陀佛身邊的脅侍菩薩，與阿彌陀佛、大勢至並稱“西方三聖”。
中國民間非常崇信觀音菩薩，菩薩在佛國裏的位置僅次於佛，又叫“大士”。他們的職責是協助佛普渡眾生到極樂世界去，了卻一切煩惱，永遠歡樂。因為如此，觀音菩薩在中國百姓中恐怕要比釋迦牟尼還廣為人知。關於這一點，我們從明代作家吳承恩的《西遊記》的中看可完全看得出來，隻要唐僧師徒有難，觀音必定伸手相救。也許是明文傳“神”，觀音菩薩的形象在百姓心中的地位越來越高大。
一提觀音，或許百姓腦子出現的便是一個美麗慈祥的麵孔，一個端莊慈祥、衣袂飄飄的女性。然而許多人不知道，觀音的原型，其實是一個男身。後來，隨著佛教中國化的發展，觀音形象逐漸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大約在南北朝以前，中國佛教依然忠實恪守著印度佛教關於觀音菩薩的一切說教，所以，在身世信仰上，觀音繼續保持著“偉丈夫”的瀟灑形象。宋以後，佛教中國化的進程進一步加快，中國人對印度佛教從許多方麵進行了改造，而觀音作為佛教神團體係中信仰最普及的一位菩薩，也成為中國化的一個典型，表現在身世信仰方麵，發生了從男身到女身的重大變革。
我國女性觀音像出現在南北朝後期，盛行剛在唐朝以後。人們都知道的一種說法是，觀音菩薩本來叫觀世音菩薩，唐朝為了避李世民的諱，改成了觀音。而幾年後武則天要登基，為了造勢，說觀音菩薩顯了女像，之後就一直是女像了。最早的女性觀音履曆資料可從宋代朱弁《曲洧舊聞》中看出，其中人們最覺可信的是蔣之奇根據唐代道宣律師的弟子義常所記的“天神言大悲之事”潤色為傳的“妙善”說。之後南宋初年的張守曾經撰文對這一事跡大加讚頌，從而使其進一步傳揚。接著，祖繡又在《隆興編年通論》中對此作了進一步肯定，使這一說法逐漸傳播開來。到了宋末元初，管道升在其所著《觀世音菩薩傳略》中對這一女性觀音的來曆又進一步具體化、完整化,成為後世中國觀音故事的藍本，尤其是在《香山寶卷》、《南海觀音全傳》、《觀音得道》等書中，通過文學形式的渲染，把人情揉入佛法之中，以致觀音的女性形象深入民間，而西來佛典中的“正宗”的男性觀音形象反倒鮮為人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