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67年，起自布衣的朱元璋在應天府（今江蘇南京）即皇帝位，第二年，改元洪武，定國號明，創立了中國曆史上一個新的王朝——大明帝國。洪武二十年（1387年），明太祖朱元璋戡亂摧強，一統華夏。太祖勵精圖治，多所創革，使明帝國日趨富強。
15世紀中葉，明帝國曆經近百年的發展，開始由盛轉衰，社會弊端叢生，政治腐敗，法紀不行，財政拮據，庫府空虛；土地高度集中，民不聊生，流民日多；邊防廢弛，蒙古騎兵幾度蹂躪畿輔，兵困京師。內憂與外患使明帝國陷入了嚴重的社會危機中。
漢、唐兩朝季世，國家政治的腐敗，都與宦官擅權密切相關。宦官是中國曆史上一個特殊的群體，他們身心不全又處於奴才地位，但是由於直接親近君主，在一定條件下，便可以插手政治。昏庸無能的君主在位時，多以宴遊為事，懶於親自處理國家政務，宦官往往乘便從中行事，參與國家機要，甚或權勢熏天，以至廷臣都不得不聽命於宦官，宦官不正常的心態，導致他們在處理問題時，常常采取極端的作法，奴才的身份，主子的威風，二者的矛盾，使他們潛在的自卑心理，表現為專橫的霸道作風，不允許別人有絲毫的抵忤、蔑視、甚至不恭，因而用人行政，多黨同伐異，往往逞一己之私欲，濫用權勢，無所顧忌，絲毫不以國家社稷為念。宦官的參政、擅權，就像催化劑一樣，加速了王朝政治的黑暗和腐敗。
明朝是中國曆史上宦官專權最嚴重的朝代。明中葉政治的腐敗，與此直接相關。
明太祖朱元璋建國之初，鑒於漢、唐末世宦官敗政的惡果，在宮內鎊鐵牌，嚴禁內臣幹政。朱成朱棣在靖難之役中，以宦宮有功，稱帝之後，遂委以出使、專征、監軍、分鎮等軍政大權。又設立東廠特務機構，由親信太監掌管，他們淩駕於司法機構之上，可隨意緝殺臣民，明代宦官幹政，肇始於此。但是，在正統（1436-1449年）以前，皇帝皆親自視政，宦官還不敢擅權。正統以後，皇帝多昏聵，宦官權勢日熾。
明代宦官有24衙門，即12監、4局、8司。其中司禮監掌奏章，皇帝的最高裁決意見由司禮監秉筆太監批寫在奏章上，因用朱筆，稱“批紅”。這樣一來，秉筆太監成為皇帝的代言人，他們可以乘機擅作威福。英宗時，宦官開始插手司法，參與大理寺等三法司的案件審理，掌握了一部分司法權，以至司法部門審判量罪“俱視中官意，不敢忤也”。景泰（1450-1456年）時，為抗擊瓦刺，建立了京軍的精銳“團營”，由太監曹吉祥、劉永誠節製，開宦官總領京軍之例。正德（1506-1521年）時，權宦劉瑾亦以內官監總督團營。宦官還出任各鎮監軍，掌握了一部分軍權。同時，鎮守各地的太監兼理民事，得以幹預所在地的行政。
成化（1465-1487年）時，在東廠之外，又設立西廠，由太監汪直提督。正統以前，廠、衛分立，正德時，錦衣衛指揮楊玉、石支義是劉瑾的爪牙，致使廠、衛合勢。東廠、西廠、錦衣衛是明代特務統治的主要機構。正統三年（1508年），劉瑾又設立內行廠，作為特務統治的號令機關，東、西廠的特務活動也在其伺察之中。特務機構可以“不時考察京官”，以笞捶、重枷之法對待言官。宦官還利用特務統治引進私人，發展自己的政治勢力。正統時，劉瑾、馬永成、穀大用、張永等8人得寵於武宗，跋扈朝中，時稱“八虎”。劉瑾的黨羽布滿朝廷，太監錢能的家奴錢寧，因投到劉瑾門路，得武宗賜姓朱，稱義子，掌錦衣衛事，錢寧又引進江彬，亦得錦衣衛官。劉瑾曾誌滿得意地說：“滿朝公卿，皆出我門。”閣臣焦芳等依附劉瑾，斥退大學士劉健、謝遷等數十人，因謝遷為餘姚人，至令餘姚人不許做京官，其專橫如此。劉瑾為陝西人，便特別擴充陝西等地的科舉名額，以培植家鄉勢力。朝廷奏章，要“光具紅揭投瑾，號紅本，然後上通政司，號白本”。奏章的批答，亦持歸私第與親人孫聰等人商決，以至當時人稱劉瑾為“立地皇帝”。
宦官不僅在朝中弄權，而且布滿各地，刺探民間私事，荼毒百姓。“所逮捕一家犯，鄰裏皆坐，或瞰河居者，以河外居民坐之”。江西南康縣吳登顯等三家，於端午節劃船競渡，被誣以擅造龍舟，抄沒其家，“自是四方傳聞，遠近大怖，偏邑下州，見有華衣怒馬，作京師語言者，輒相驚告躕蹐……天下皆重足屏息，囂然表其樂生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