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行的國際金融體係，本質上是不穩定的。“蒙代爾三元悖論”（見圖2-5）告訴我們，在一國的經濟目標中，獨立貨幣政策、固定彙率、資本自由流動三者之間，隻能三選二，而不可能三者兼得。
圖2-5蒙代爾三元悖論
布雷頓森林體係下，各國“獨立貨幣政策”和“固定彙率”得以實現，但“資本自由流動”受到嚴格限製；布雷頓森林體係垮台後，“獨立貨幣政策”和“資本自由流動”得以實現，但“固定彙率”將不複存在。
一個國家或地區保持彙率穩定的目標與國內政策的目標不可避免地要發生衝突。日本為避免日元過快升值，不得不對外彙市場進行幹預，從而導致日元供應過剩。與此同時，金融自由化下的日本企業疏於監管，積極玩起了“煉金術”，大規模參與金融投機，從而引發泡沫經濟並直至走向泡沫破滅。
在東亞危機中，固定彙率是這些國家外向型經濟成功的基礎，但同時也導致了危機的發生。為維持固定彙率，東亞國家失去了對利率和貨幣供給的控製。根據“蒙代爾三元悖論”原則，資本自由流動、固定彙率製和貨幣政策非獨立性三者的組合是一個可行的選擇，但是這一組合在現實中有效的前提是假設一國外彙儲備無上限。
實際上，現實中一國的外彙儲備不可能無上限，一國的外彙儲備總量再巨大，與規模龐大的國際遊資相比，其力量也是薄弱的，一旦中央銀行耗盡外彙儲備仍無力扭轉國際投資者的貶值預期，則其在外彙市場上將無法繼續托市，固定彙率製也將徹底崩潰。
因此，一國即使放棄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在巨大的國際遊資壓力下，往往也很難保證固定彙率製度能夠得以繼續。亞洲金融危機深刻地體現了這一點。國際遊資不僅卷走了這些國家寶貴的外彙儲備，也使得這些國家的固定彙率製歸於失敗。
危機是一個事件，而改革與重組則是一個流程，製度變化是一個長期的過程。要麼主動改變製度以順應曆史大趨勢，要麼通過危機強製性地改變整個局麵。我們不能改變曆史，但今天我們在相互影響、相互依賴的全球市場環境中作出的決定，可以改變世界並同時改變我們自身。
所有的社會變革都有著路徑依賴的特征，我們現在作出的決定可能是未來成功的基礎，但也可能為未來埋下禍根，是福是禍皆取決於我們自己的選擇。如果我們總是將成功歸因於自己，而將失敗歸咎於別人罪惡的陰謀，那麼我們將永遠在失敗的爛泥塘裏打滾。
計劃體製下的“短缺”與“泡沫”
在很多研究者看來，泡沫隻是自由市場經濟製度下的專利，與計劃經濟沒有聯係，事實不是這樣的。有研究者曾提出“結構性泡沫”一說，“在一個經濟體中存在著一些不好的、虛假的甚至‘帶毒的’東西，而且是不可持續的。並且，這種泡沫狀的東西是由特定結構在經濟體內部所造就的，是不可避免的”王鍵結構性通脹與中國的結構性泡沫中國改革論壇網，2011年8月30日。
所謂的“結構性泡沫”廣泛存在於經濟實體之中，從有形到無形，從食品、藥品等一般消費品到公共領域，乃至精神世界，無所不在。對於結構性的定義我們不敢苟同，我們更傾向於用“經濟增長泡沫”來定義，意指增長的無效性，或者是我們常說的為GDP而GDP的產物，明知道是無效、浪費的事情，也得去做。這種事情，百害有一利，那就是可以增加GDP，滿足某些特定的需要。在嚴格的計劃經濟體製下，其實充斥著很多這樣的經濟增長泡沫。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蘇聯曾經有過“經濟奇跡”，以至於赫魯曉夫可以在聯合國脫下皮鞋敲桌子，並威脅西方說“我們終將埋葬你們”。許多西方學者都大感震驚，有些人甚至預測到了20世紀70年代，蘇聯的經濟就會超過美國。
事實上，按照蘇聯官方的數據，1950年蘇聯就已經是世界第二工業大國。1950—1980年，蘇聯工業增長速度遠遠高於所有西方發達國家，農業生產增長速度也比幾個西方大國快。1980年，蘇聯計算,國民收入和工業生產分別為美國的67%和80%。三聯書店編世界經濟統計簡編1978\[M\]上海：三聯書店，1979盡管進入20世紀80年代後，蘇聯經濟發展速度慢了下來，但依然在3%左右。
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也很厲害，1938—1980年,工業生產增長最少9倍，快的達到60多倍,而歐洲資本主義國家中增長最快的意大利也僅有7倍多。三聯書店編世界經濟統計簡編1982\[M\]上海：三聯書店，1983但就是這樣輝煌的經濟成就，因為製度的轉變一夜之間崩潰了，幾十年創造的價值毀於無形。是財富太玄妙，還是製度太玄妙，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這是經濟增長泡沫的崩潰。
市場經濟製度下的泡沫是投機過度導致的資產泡沫。人性中對財富的追逐欲望導致人類不斷地冒險，創新、投機與泡沫也就隨之出現。在熊彼特看來，企業家天生冒險的精神推動了資本主義的“創造性毀滅”，市場經濟在創造巨大價值的同時也毀滅著價值，但因為創造得多，毀滅得相對少一些，因此不停地推動了經濟的發展。創造性與毀滅性同源。
在計劃經濟體製下，沒有企業家，也沒有企業家精神，加上長期的金融壓抑，貨幣不允許追逐商品和資產，計劃經濟體製下資產泡沫表麵上就不存在，而是表現為“短缺”。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內認為，“短缺”源自國家與企業間的“父子”關係，預算軟約束使政府和國有企業存在著極強的“投資饑渴症”，各級政府都力圖為本部門爭取盡可能多的投資份額。
事實上，“投資饑渴症”也可以部分解釋為什麼即使是在市場經濟製度下，政府主導的經濟發展也都傾向於不斷加大投資的原因。這種內生於計劃體製的再生能力缺少導致的“短缺”其實是“泡沫”的另一種表現形式，短缺與經濟增長泡沫相生相伴。
資本主義在“創造性毀滅”中不斷通過泡沫的破滅完成市場的自我糾偏，計劃經濟則由於製度剛性使經濟缺失自我糾錯能力，導致經濟長期失衡。
中國泡沫的製度基礎
毋庸置疑，中國已經存在嚴重的資產泡沫，產生泡沫的原因自然是流動性過剩。但中國的泡沫又與日本及東亞的泡沫有著極大的製度性差異。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執行的是“經濟增長優先”政策，為了發展經濟，公平、公正都可以讓路，在追求GDP增長的道路上，各級政府的運作基本上都“公司化”了。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第一，政府對經濟的幹預過多。
政府幹預經濟始於羅斯福新政，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及東亞國家經濟的成功一度引起了對於政府幹預經濟的熱烈討論，隨著新自由主義的崛起以及蘇聯、東歐的崩潰，政府幹預經濟也就成為非常之時的非常之舉了，不再是市場經濟中的常態。
在中國漸進式改革中，總體趨勢是經濟逐漸走向自由化，但由於計劃體製的桎梏，我們現在正走在“半計劃半市場”的軌道上，政府對經濟的介入不僅是宏觀調控的問題，而是直接插手經濟。各級政府擁有分配包括土地和資本在內的重要經濟資源的巨大權力，可以通過直接審批投資、市場準入許可以及價格管製，直接幹預企業的微觀經濟活動。
政府行為不僅作用於宏觀管理層麵，而且直接作用於企業層麵。在國民經濟運行中，政府既製定交通規則，又充當警察，還可以決定“車輛和行人的方向”；既是足球比賽上的裁判員，又是教練員，還是運動員。身份錯亂，行為必然乖張，越位、失位現象同時存在。
對經濟的過度幹預不僅造成了尋租和腐敗現象，也大大降低了經濟發展效率。政府官員是人，是亞當?斯密所說的“經濟人”，遠沒高尚到不食人間煙火的程度。不僅政府機構需要謀求內部私利而非公共利益，作為政府官員的個人也不可避免地利用權力尋租，當政府本身掌握著強大的稀缺資源的分配權力，且監督機製遠沒完善時，尋租和嚴重的腐敗就將尤甚。
除此之外，政府官員還是“政治人”，當其政治利益目標與公共管理目標發生衝突時，後者將被取代或忽視。尋租和腐敗，政治目標替代公共利益，這些都將造成資源的錯誤配置，從而降低經濟發展效率。
政府對經濟的過多幹預必然造成政府規模的膨脹。柏林大學的阿道夫?瓦格納教授早在19世紀就提出，政府就其本性而言，有一種天然的擴張傾向。我們在21世紀初朝著“小政府大市場”方向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機構改革，但短短幾年時間裏，改革成果已化為烏有。公務員這個職業已成為千百萬人追捧的目標。
政府規模和權力的膨脹，進一步刺激了政府對經濟的介入，在我國的很多地方，對經濟的過度幹預已經演變成政府主導型經濟，有的甚至變成典型的掠奪型經濟：對自然資源的掠奪，對普通百姓的掠奪。投資決策失誤率30%左右，政府主導型經濟亟待改變\[N\]每日經濟新聞，2005年9月15日至於為GDP而GDP、無效的經濟增長、投資浪費、數字虛增，在我國也比較多見。
第二，占據主導地位的國有企業。
縱觀中國洋務運動以來的企業形態，占統治地位的無非有三種：官商合辦、官督商辦、官辦。無論哪種形式，權力始終居於核心位置，既製定遊戲規則，又直接配置資源。這種官商結合的模式，並沒有因為中國在經濟領域的市場化改革而有實質性的、徹底的變化，“國退民進”的步伐從2002年開始出現停滯，並有了“國進民退”的說法。
在國企改革中，我們遠未能建立起良好的運行和監管機製，國企本質上還是政府職能的延伸，其運行效率必然受到損害，而國有資產的流失以及腐敗的高發也屬必然。
第三，金融抑製。
過去的十多年裏，中國金融已經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實現了轉型。一些大的金融機構實現了資產重組、資本充實和上市，公司治理得到了改善。但中國的金融抑製也是顯而易見的：行業進入的嚴格審批，利率和彙率的嚴格管製，創新能力的不足，貨幣不可自由兌換和流動，等等，都構成了巨大的金融抑製。
近年來，中央銀行通過人為壓低存款利率對儲蓄進行隱蔽性征稅，並將之補貼給了銀行、貸款企業。據估計，在2008年第一季度，對這些儲蓄的隱性征稅額為2550億元人民幣，相當於國內生產總值的41%。居民儲蓄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盡管一直在提高，但居民利息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卻在大幅縮減。隱性的利息稅，不僅壓抑了國內的消費需求，也將儲蓄更多地推向了資產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