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載這項詔令頒布一年後，拓跋宏依然看見洛陽城中不少人穿著胡服，於是斥責官員們辦事不利，還諄諄教誨道：“如果你們覺得我講的不對，就可以當庭跟我爭辯，為什麼上朝時表示順從，退朝後就不聽從，陽奉陰違是何道理？”官員們都磕頭謝罪。
數年過去，拓跋宏有一次南征歸來，路過洛陽市井，發現市民居然還有人穿著胡服，於是十分生氣，第二天就在朝堂上詰問留守京城的任城王拓跋澄：“朕離開京城後，風俗可有什麼改變？”拓跋澄一看皇帝來者不善，用了比較中性的詞句回答說：“在聖上的教化下，風俗在日日更新中。”拓跋宏一看這種萬金油的回答，不禁大怒，斥責道：“我昨日入城，還見到許多人身穿胡服，怎能稱之為日新？”拓跋澄說：“現在還是穿漢服的多，穿胡服的已經很少了啊。”拓跋宏心中不悅，揶揄到，“任城王啊，你的意思是想使洛陽全城盡著舊服麼？”拓跋澄與留守百官麵麵相覷，隻好一齊脫帽請罪。
從以上事例可以看出鮮卑貴族對於換服還是有不少意見，像拓跋澄這種鐵杆改革派都覺得皇帝走的太急，於是對於朝野不願換裝的人抱有同情也就不難理解，所以這項政策推進的也就比較緩慢。其中，宗室老臣拓跋丕對換服的抗拒最強烈，到了朝中所有大臣都該穿漢服之後，朝堂之上一片紅色官服，隻有拓跋丕還穿著胡服處在其間。拓跋宏鑒於拓跋丕資格太老，也沒有勉強他，隻是不斷加以誘導勸說。拓跋丕後來也可能自己感覺太過異類，於是就胡服漢服混穿，也算給了皇帝一個麵子。
公元495年6月2日，拓跋宏再次下詔：“在政府中不準說鮮卑話，違反的免除官職。”拿現在打個比方，就是在正式場合要求人們說英語一樣。
其實在頒布這項詔令之前，拓跋宏在朝堂上就和大家討論過這個問題。拓跋宏說：“名義不正當的話，言辭就不順；連禮儀、音樂、都不能創製。我現在打算禁止鮮卑語，完全使用純正的聲音—中華語。三十歲以上的人，鮮卑語已成習慣，或許不能馬上改變，但三十歲以下青年，如在政府供職，就必須說漢語，如果還故意說鮮卑話，就必須罷黜官位。”
皇帝如此激進，連漢人李衝都看不下去，他說到：“四麵八方人民的語言，並不相同，怎麼知道誰的言語是純正聲音？皇帝使用什麼言語，什麼言語就是純正聲音。”拓跋宏斥責道：“你說這種話，就是罪大惡極，應該誅殺！”嚇的李衝連忙脫下官帽，低頭承認錯誤。
緊接著，6月19日，拓跋宏下詔要求跟隨政府南遷到洛陽的鮮卑人，死後就地安葬，不可以把靈柩運回北方。古代人重祭祀先人，如果墓葬定在洛陽，那麼按傳統觀念看，這些鮮卑人的後代就是正兒八經、如假包換的“洛陽人”了。
6月21日，拓跋宏又命令政府改變度量衡製度，采用長尺、大鬥，完全按照《漢書.律曆誌》規格，重新製定。
其實拓跋宏6月份頒布這幾項改革措施，並沒有必要這樣一刀切。語言、墓葬、度量衡這些和老百姓生產生活密切相關的東西，必然在運用中逐漸優化，市場這個“看不見的手”會逐步調解這些元素到最合理狀態。比如滿清時期，政府並未專門推進漢語，但最終滿人因為生活便利需要，逐漸就放棄使用自己的語言，反而在後期，政府要強調滿語重要性，盡力挽救不要使之消亡；像度量衡，隻要不是太複雜太混亂，像我們現在許多地方，“公製”和“市製”並行，也不見得有什麼不妥。
可拓跋宏卻在這些地方強製性迅速改變，這就會在短時間內造成社會的不適，以及資源的浪費。
這些漢化改革其實才是初試牛刀而已，拓跋宏更加暴烈的改革還在後麵，我們下次再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