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上回說到北魏帝國皇帝拓跋宏在馮太後死後的喪葬製度上和眾位大臣展開激烈討論，就算違逆馮太後臨終前的遺旨，也要堅持長時間披麻戴孝，不願意按照舊製，短時間脫下喪服，回歸到正常的生活當中去。
拓跋宏在這個“小事情”上如此較真，並不隻是在於他對馮太後深厚的情感，而是在拓跋宏的腦海裏，早就被馮太後幾十年的教導中種下了一個“種子”，而這個種子就是：如果要統一全國，如果要做天下人的君王，就必須進行民族融合！
而在拓跋宏的腦海裏，民族融合的第一步就是首先要把帝國統治階層打造成一個天下人在文化上有認同感的統治階層！而漢人在天下人中占絕大多數，於是，把北魏帝國的統治階層進行徹底漢化就變成了統一全國的必由之路。
拓跋宏的這個思想並不是從石頭縫裏蹦出來的，而是從拓跋浚朝的抑武倡文、大量提拔漢人官員，馮太後執政時期的“太和新製”一脈傳承而來。可惜的是拓跋宏把這個一脈傳承的“戰略”推向了極端，最終導致了帝國的崩潰，此乃後話。而拓跋宏這種思想的產生也是一個很讓人反思的過程，這個我們會放到下一章去剖析。
其實回望曆史，由少數民族完成統一大業的王朝，像蒙元帝國和滿清帝國其實並不像魏孝文帝拓跋宏那樣執著的進行“漢化運動”，反而獲得了成功，盡管蒙元和滿清都有當時統一的“客觀條件”，但我們也不得不反思北魏“漢化運動”的得失。
不過在馮太後仙去的公元490年，拓跋宏可沒有蒙元帝國以及滿清帝國的成功案例作為借鑒。於是他********在“喪葬”習俗咬住不放，並準備開啟那場史無前例的“漢化運動”，就不難理解了。當然，做出這種舉動，最重要的還在於在“國際上”的宣傳，尤其在跟以漢人族群為主體的南朝的國際關係交往中，一定要顯示出“正統傳承”的姿態來。
在得到北魏帝國馮太後死訊後，南齊帝國立即派遣大使裴昭明和謝竣前往平城吊唁。按照南朝的理解，此時已經是公元491年春2月，早已應該脫下喪服換上正常衣物參加吊唁儀式了，於是準備穿著南齊的官服前去祭祀。而此時北魏負責接待的官員卻跟裴昭明和謝竣說：“吊喪有一定禮節，你們怎能穿著紅色官服進入令人悲痛的祭堂？”
裴昭明回答：“我們是奉南齊帝國政府委派前來吊喪，沒有我國政府批準，不能隨意更換服裝。”裴昭明立場很堅定，我這是代表政府，當然穿政府正式的官服，怎能隨便更改服飾？
雙方來來往往，反複爭論，裴昭明等人就是堅持不換裝。於是北魏皇帝拓跋宏派遣大臣成淹前往勸說。
裴昭明說：“你們魏國不允許外國使節穿本國官服，這一規定出自哪一部經典？”裴昭明一看就是個辯論高手，避重就輕，立論明確，先把自己立於不敗之地。
成淹沒有接招兒，對答說：“喜事和喪事是不能同時並存的。一個人身穿羔羊皮袍，頭戴朝冠，是不可以去吊喪的，這一點，連一個三歲的孩子都明白。你居然問穿喪服吊喪出自哪部經典。你我人與人的差距咋就這麼大呢？”
裴昭明見沒把成淹引到自己辯論的路子上去，也就無法用準備好的論據展開阻擊，隻好另辟蹊徑，說到：“兩個國家的交往，應該講究平等。當年我們高帝去世時，你們魏國派遣李彪吊喪，他也沒有穿白色喪服，我們政府也沒有認為有什麼不妥，為什麼我們今天卻被如此緊緊逼迫呢？”這個問題提的犀利，來而不往非禮也，國際交往就要講究個平等，不能因為你是大國強國，就搞片麵最惠國待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