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給“改革”劃輔助線分步走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還保護了倡導改革的設計者，把被“改革”的人的怒氣平攤給“改革者”以及之後調整稅率、利率的主管部門，這對於建設“和諧社會”有百利而無一害啊。
到這裏，絮絮叨叨用了5章的篇幅，才把“太和新製”給大家講了個大概。不難看出，“太和新製”所包含的“俸祿製”、“均田製”和“三長製”都是北魏政府針對這個“農耕畜牧混合帝國”當時社會的實際情況，對帝國管理模式的一種改革，這個改革大量借鑒了漢人政權管理“農耕地區”的經驗，對於北魏帝國進一步中央集權，積累財富，富國強兵都有積極作用。
其實這些改革在馮太後老公文成帝拓跋浚年代已經部分開始施行了，這種改革和北魏帝國減慢擴張速度的“和平外交，專心發展”的國策息息相關。馮太後其實延續了拓跋浚年代開始的這項國策，雖然因為偶然因素在60年代和劉宋帝國又一次大打出手，占領了淮北土地，暫時延緩了這一改革的進程，但當北魏帝國和南方再度“言歡”，這種改革的進程將不可逆轉。
不過任何製度都有其優越性，也有其弊端，就拿“俸祿製”來說，我曾用現代公司管理製度打比方，施行“俸祿製”之前的帝國和“股份公司”有些相似，所有管理人員都是股東，全部收入靠“分紅”得來，在這種模式下，“員工”的積極性就被調動的比較高，在帝國擴張時期，個人的“收入”和帝國命運息息相關，所以全體將士上下用命，攻城拔寨，無堅不摧。可是施行“俸祿製”之後的帝國卻變成了皇帝“100%獨資企業”，所有管理人員一律變成“職業經理人”，收入也就變成“死工資”，這無疑會打消官員的積極性，尤其對於在前線作戰的將軍和士兵來講，緊跟“俸祿製”的就是“反貪汙、******”，在沒有戰爭中“掠奪和貪汙”的誘惑下，軍兵的作戰源動力就消失殆盡了。
為了彌補這種製度上造成的“瑕疵”，北魏政府就一定要在“思想上”進一步加強“皇帝權威”，“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等禮法教育，把整個國家通過“禮法”而不是“利益”重新凝結起來，從而再次驅動國家機器對外擴張。
而這個“對於國家進一步改造和改革”的重擔，就毫無懸念的落在了魏孝文帝拓跋宏的肩上，因為我們的文明文成馮太後即將走完其波瀾壯闊的一生，塵歸塵，土歸土，這個政治強人終究也抵抗不住歲月的侵擾。公元490年9月，馮太後病死於帝國首都平城皇宮的太和殿，終年49歲。
馮太後死後的北魏政壇又將發生什麼大事呢？我們下一章再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