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紹璗
對中國學術界來說，“Sinology”正在成為一門引人注目的學術。它意味著我國學術界對中國文化所具有的世界曆史性意義的認識愈來愈深化；也意味著我國學術界愈來愈多的人士開始意識到，中國的文化作為世界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對它的研究，事實上具有世界性。——或許可以說，這是三十年來我國人文科學學術觀念最重要的轉變與最重大的提升的標誌之一。關於“Simlogy”的意義，學術界有不同的理解，所以在行文中仍然使用“Sinology”。當使用譯文時，譯為“國際中國學”，但同時加一括號（漢學），以示對各學派的尊重。
呈現在你麵前的這一部著作，是《北京大學20世紀國際中國學研究文庫》的一種。它是三十年來我國人文學術在關注國際學術界“Sinology”的學術趨勢下，北京大學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研究所為回應和盤點上一世紀這一學術而展開的專題性研究。
“Sinology”就其學術研究的客體對象而言，則是中國的人文學術，諸如文學、曆史、哲學、藝術、宗教、考古等等，實際上，這一學術研究本身則是中國人文學科在域外的延伸。從這樣的意義上說，“Sinology”的學術成果，都可以歸入中國的人文學術之中。但是，作為從事這樣學術的研究者，卻又是生活在與中國文化很不相同的文化語境中，他們所受到的教養，包括價值觀念、人文意識、美學理念、道德倫理和意識形態等等，和中國文化很不相同。他們是在由他們的文化鑄成的“文化語境”中從事“中國文化”的研究，通過這些研究所表現的價值觀念，從根本上說，則是他們的“母體文化”觀念的一種形態。所以說，“Sinology”的學術成果，其實也是他們“母體文化”研究的一種。
由此考量“Sinology”的學術性質，可以說，這是一門在國際文化中涉及雙邊或多邊文化關係的近代邊緣性的學術，它具有“比較文化研究”的性質。
遺憾的是，直至目前，我國學術界仍然有不少人士常常誤解了這一學術。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麵。
一方麵是，仍然有不少的學者，始終把“Sinology”這一學術與中國國內從事的本國文化研究混為一談，視為一個體係、一種學術。最具有典型意義的是，在北京的兩個最有名的大學中，一個大學出版了一種定名為《xx漢學》的刊物，登載的幾乎全是我國國內學者研究本國文化的論說；另一個大學召開了“國際漢學大會”，會上的發言者絕大部分是中國學者在談論中國學術。所有這些都讓國際中國學家瞠目以對、莫名其妙。
另一個誤解是，有些先生以為，隻要是個中國人，不需要什麼必需的知識裝備，隻要在外國走一走，參觀參觀，回來講講在座談會上聽來的消息，說說在外國人的研究室中看到的題目和大學裏收集來的課程表，就是“Snology”了。
這樣的遺憾當然是因為他們事實上還沒有能夠介入這一學術的相關的研究層麵而造成的。實際上，“Sinology”具有確定性的學術內容。依據我們三十年間摸索這一學術的體驗，本學術範疇大致應該具有如下的學術層麵：
第一，關於中國文化向域外傳遞的軌跡和方式。中國文化向域外的傳播，構成國外對中國文化研究的基礎3文化的傳遞可以有多種渠道，包括人種的、典籍的、宗教的方式，以至現代的電子傳媒。但是一般而論，文獻典籍的傳播是文化傳播最主要的載體。因此作為“Sinology”的基礎性研究，就必須從事收集整理和研究相關的文獻，以原典性的實證方法論，解明中國漢籍向世界的傳播，探討這種傳遞的軌跡和方式，闡述其文化學的意義。失卻了這一基本性的功能，所謂對“Sinology”的研究，都是無根之木、無源之水。其實，從人文學科研究的基本要求來說，一個人文學者，假如他的一生從未做過基本資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那麼他的所謂學術，便是大可懷疑的。
第二，關於中國文化在傳入對象國之後，於對象國文化語境中的存在狀態——即對象國文化對中國文化的容納、排斥和變異的狀態。有人對把這樣的文化研究納入“Sinology”的學術範疇，大惑不解。但是，依據我們自己的研究所獲得的深切體驗，誠如前述，任何一個外國學者對中國文化的觀念和他的方法論，都受製於他的母體文化；而他的母體文化與中國文化交會接觸的層麵，便是造就他們中國文化價值觀的最重要的區域，這樣形成的“中國文化價值觀”支撐著他們對中國文化的研究。有的時候，有些“中國學”家的研究，使中國學者感到不可理解（這裏隻是就學術範疇討論，不涉及特定的政治層麵和更加廣泛的意識形態層麵），這是緣於他們在接受中國文化時形成的“文化的變異”所造成的。因此，研究異國文化語境中中國文化的變異，便命定地成為“Sinology”學術範疇中的內容。
第三，關於世界各國（對具體的學者來說，當然是特定的對象國）在曆史的進程中，在不同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條件中形成的“中國觀”。從宏觀的角度看，“中國觀”並不一定隻有“中國學（漢學）家”才有。隻要中國存在和活動著，中國之外的許多民族和國家，都會在不同的層麵上有對中國的觀念。這些中國觀念，在不同的時期，會對各國的“中國學（漢學）家”產生重大的影響。盡管許多學者標榜自己的“學術獨立”，但是，無論是“順時思維”或者“逆向思維”，任何學者都不可能離開他現時生存的環境而獨立地生存，因而他的思維和對文本的解析，必定具有特定時期的社會總體思維的烙印（比較文化中稱之為“社會集體無意識”），它們以公開的或隱蔽的、精致的或粗糙的多元形態存在。例如，我們現在可以指證20世紀的日本“中國學家”中，幾乎沒有一位不受他所生存時代“中國觀”的影響，想來歐美亦然。隻有在總體上把握了特定對象國的各種“中國觀”的形態與特征（尤其是主流“中國觀”的形態和特征），才能在對特定國家的“中國學”的論述中具有理論的深度和寬闊的視野。事實上，從世界文化研究的範疇來考察，“國際中國學（漢學）”中的對象國的“中國觀”的研究與闡發，本身就構成了特定國家的“中國學（漢學）”的重要的內容。因此，無論是作為一門獨立的學術，還是隻進行這一學科中的某一層麵或特定課題的研究，為了準確地（即科學地）把握和闡述客體對象，研究者對特定對象國在特定的曆史時期中的“中國觀”及其曆史源流的把握，應該是“Sinology”必不可缺的內容。這幾乎成為考量一個“Sinology”研究者學術水平的基本標準。
第四，關於在中國文化（以人文學術為主體）各個領域中的世界各國學者具體的研究成果和他們的方法論。關於這一內容的意義和價值，無須再討論。但是，指出下列的問題仍然是具有意義的一一這就是不要把對象國的次流學者的觀點，當成是主流性觀點；更不要把對象國一個學者的觀點，當成是對象國的普遍性觀點。三十餘年來，我們曾經為自己這種在學術上的無知，鬧出了好多“國際笑話”。我以為研究者隻要遵守兩個基本的學術原則，這種狀態是完全可以不發生的，一是把對任何國家的“中國學”的研究作為“研究”來對待，即所謂的“研究”不是任意的揀拾外國人的“字紙”，研究者必須對特定對象國的“中國學”進行“學派”和“學派譜係”的研究，起碼要有所了解，在此基礎上，再來進行整體的或個別的研究。隻有這樣，我們才能認定各國的“中國學家”們在他們自己國家學術譜係上的地位，才能避免由無知而造成的愚昧；二是研究者必須以忠誠於學術的心態來從事研究，不要試圖利用學術來謀求實際的功利。有的時候，我們明明知道對象國的某位學者，其學術水平並不很高，卻偏要在我們的雜誌報紙上說“XX國中國研究的權威學者”，甚至弄到對方專門申明自己不是“權威學者”。這種以學術為由頭而謀求私利的心態和行為，實在是一種學術的腐敗。
回想20世紀70年代末期，在中囯社會科學院情報研究所內，當時的研究室主任孫越生先生篳路藍縷，主持著一個“中國學研究室”，不定期的出版一份《外國研究中國》的刊物，集合誌同道合的朋友，各人從自己能夠看到的國外材料中翻譯一些“世界對中國的研究”。這可以說是我國學術界最早的“Sinology”的專門性刊物。與此相呼應，1977年起北京大學古典文獻專業內也編輯一份《國外中國古文化研究》，這份出版物小得有些可憐。版麵為大16開，每期20頁，鉛印的封麵，打字油印的內文，每期約為2萬字，是從日文和英文刊物上翻譯過來的一些學術消息，自編自印，在同行中散發。這份看起來有點像“非法”的印刷物，卻是為後來北京大學的“國際中國學（漢學）”作了最早的也是最原始的奠基——因為後來由國家教育委員會認定的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的“國際中國學（漢學）研究室”，便是從這裏發育出來的。1985年又從這裏開始，正式招收了我國第一批“國際中國學（漢學）碩士季位方向”的碩士生（兩名）。當時，我的想法是很幼稚的，就是讓從事於中國古文化研究的同行，能夠大體知道外國人是如何研究中國的。或許這是一個因緣，孫越生先生因此而與我相識。孫先生早年從事經濟學研究，對“Sinology”極為注目，立意要為此“做出點事業來”。於是，我們似相見恨晚，經常在一起，有時候在社科院孫先生的辦公室裏，有時候在東單孫先生的家裏，共同研討“Sinology”諸事。
我本人接觸“Sinology”，要感謝我的老師——20世紀60年代初期時任北京大學副校長兼古典文獻專業教研室主任的魏建功教授。1960年9月，當時我是北大古典文獻專業第一屆二年級的學生，在我的英文結業之後，魏先生又要我去學習日文。他對我說我們一定要去翻動那些日本人的著作，看看他們做了些什麼，不要讓他們笑話了我們！1964年我大學畢業的時候，考上了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曆史研究所的研究生（張政濃教授指導）。魏建功教授勸我放棄升學，在北京大學從事“燕京（大學）一哈佛（大學）學社”的資料整理，以期培養出新中國第一批從事“Sinology”的人才。但當我剛剛在北大未名湖北岸“才齋”的頂層上為被封塵了十六年（1949年起）的“燕京一哈佛學社”的文獻撣去塵埃，當年10月，作為主持這項研究的最高學術領導——時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副秘書長的齊燕銘先生，忽然變成了“修正主義分子”而被驅逐出京城，到山東濟南當了副市長。“燕京一哈佛學社”資料的整理也作為“學術領域的修正主義活動”而被停止。盡管如此，當時在我還年輕、無知的心中，留下了“燕京一哈佛學社”的事實和關於“Sinology”些微的知識。到了20世紀70年代末期，盡管距我初次涉足“燕京一哈佛學社”已經過去了十餘年，我們又都經曆了“文革”的滄桑之變，但心頭的這個願望，卻總想著待機勃發。
孫越生先生對“Sinology”的執著，令我非常感動。大約在1977年的年底，他開始籌劃“國外研究中國叢書”的編撰，由此而開啟後代各類“中國學（漢學）”叢書之先河。20世紀初期開始的中國近代文化運動，完全沒有為“Sinology”這一學術準備最起碼的材料。當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學者開始意識到中國文化的世界性意義的時候，他們的手邊竟然沒有最基本的學術資料。孫越生先生關於編撰和出版日本、蘇聯和美國三國的中國學具有基礎性的連續資料的想法，實在是具有前瞻性的學術思維。馮蒸先生為此首先刊出了《國外西藏研究概況》，引起了國際學術界的矚目。1980年1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了由我編撰的《日本的中國學家》，這是“中國學”中一部應用性的工具書。此書收錄當時在世的具有高級學術職稱的日本中國學者1，105人，輯錄他們的著作10，345種，行文65萬字。這或許是我國學術界關於“Sinology”的最早的一部工具書。盡管這部工具書需要提升的地方確實還不少，但當時卻對“日本中國學”的研究起了提示析疑的作用。後來，薑筱綠女士等又編撰了《俄蘇中國學手冊》（上下冊），孫越生先生領街編著了《美國中國學手冊》，從而完成了孫越生先生關於“國外研究中國叢書”的第一步。
這裏還必須要提到我國學術界在最早確立“國外中國研究”、“國際中國學”方麵具有首創之功的兩個似乎不為人們注意的非公開發賣的刊物——這就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的《中國史通訊》和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主編，由中華書局出刊的《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自1978年開始，《中國史通訊》刊登了一些關於日本、法國、美國、荷蘭等國學者對“中國史”研究的曆史和現況，有綜述描寫，也有個案報道。它為我國學術界對中國史的研究引進了新的視野。但是，人們很難想像的是，像《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這樣關於“古籍整理動態”的專門性通訊，怎麼會在70年代末就躋身於“Sinology”報道的首創行列呢？當時大難剛過，許多人對國際學術還雙眼未開。記得教育部的官員拿著我申請前往日本的報告，在寫字桌上敲了兩敲說一個學中國文化的人，到外國去做什麼！可就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中，《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卻率先把學術的眼光移向世界，表現了當時作為該《簡報》主編的楊牧之先生和他所在的中華書局的學術前瞻性。從1979年《簡報》第4號起陸續刊登了嚴紹璗等撰寫的關於日本對中國古文化研究的綜合報道，如《日本學者關於中國文學史分期方麵的見解》、《日本對〈詩經〉的研究》、《日本對〈尚書〉的研究》等，特別是在1981年3月，為全文發表嚴紹璗所做的《日本學者近年來對中國古史的研究》而特設一期《增刊》。該文綜述了日本史學界近二十年間關於中國史研究中六大問題的論爭，即“中國文明起源的提法與關於黃河文明與河江文明的論爭”、“甲骨卜辭的整理與關於殷代史的論爭”、“秦漢帝國的社會性質和關於中國古代‘共同體’的論爭”、“六朝社會的特點與關於‘豪族共同體’的論爭”、“唐宋社會與中國社會特點的論爭”、“明清研究與‘鄉紳論’的論爭”。此文後來被多次引用和重印，並在日本中國史研究者中有積極的呼應，表現了當時正在覺醒中的中國本土學術界對域外知識的渴望。這兩個刊物對“國際中國學（漢學）”的參與，表明了從70年代後期起步的這一學術，正在從最基本的學術資料的積累走向關於對“中國學（漢學）”具體學術成果的闡述和評價。
但是，在這一階段中，盡管我國學術界已經開始了對“Sinology”的關注，並已經實際地從事這一學術的基本建設，然而，就其對這一學術的理解和把握，仍然顯得過於狹窄和膚淺。這一點隻要從中國社會科學院把“中國學研究室”設置在情報研究所中就可以窺見其一斑。而當時參與這一學術起步的刊物，也隻是《中國史通訊》、《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和北大古典文獻專業的自編的“消息”，這就是說，人們是把國際學術界對中國文化的研究還隻是作為一種“學術情報”看待的。
80年代中後期以來，我國學術界對“Sinology”的研究有了實質性的提升，其中以“敦煌學”為領軍，以史學為基點，旁及哲學、文學、藝術和考古等學術，我國學者較為全麵地介入“Sinology”的各個領域，從基本資料的收集整理和學理論說的闡發梳理諸層麵，開始獲得為各國“中國學家”所矚目的業績。與此相一致的，則是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係古典文獻專業於1983年起，正式開設了“日本中國學”課程——這是我國大學史上第一門關於“Sinology”的課程。當時國家教育委員會全國高等學校古委會特地把這一課程攝製成36小時的教學錄像片，在全國相關的校係專業中以授課方式放映。1985年該專業正式招收“Sinology”碩士學位研究生，並於同年在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內建立了“國際中國學研究室”。十年後即從1994年起，由於我本人的行政隸屬由古文獻研究所轉為比較文學研究所，北京大學又在比較文學研究所內設立了“Sinology”方向的博士學位研究生，由孟華、嚴紹璗擔任導師。根據世界學術的通例，當一種“研究”登上了大學的講台，在大學中成為了穩定的課程，並有了相應學生的時候，這一研究便可以被承認是一門“學術”了。假如我們沿此通例，則可以大膽地說，“Sinology”大約是在本世紀80年代中期，以北京大學為學術舞台，在我國學術界開始成為一門獨立的“學術”。
1987年11月，北京大學“國際中國學研究室”與深圳大學文化研究所在深圳聯合舉辦“國際中國學講習班”，約請李學勤、章培恒、湯一介、嚴紹璗，以及香港、澳大利亞的學者擔任講師，有七十餘人參加。這是我國學術史上第一次舉行的以“Sinology”為主題的全國性的研修會，它事實上宣告了在中國學術界，“Sinology”作為一門獨立的學術已經形成。
我國學術界在創造“國際中國學（漢學）”的學術道路上，已經走過了荊棘之路，在進入90年代以來，終於成為一門為世界矚目的學術。我以為標誌有五：一是大學對“Sinology”的重視和參與程度有了很大的提高。繼北京大學之後，清華大學建立了“國際漢學研究所”、北京外國語大學建立了“世界漢學研究中心”等。這就意味著作為一門獨立的學術，它已經具有了穩定的學術基地。二是公開出版了具有學術專業性質的學刊。以任繼愈先生為主編、張西平先生為常務編委的《國際漢學》，具有先驅之功，繼而，閻純德先生主編的《漢學研究》發刊，1998年劉夢溪先生主編的《世界漢學》也相繼問世。此外，全國各地尚有一些相關的刊物，如複旦大學的《中國學》等，這就意味著作為一門獨立的學術，已經具備了具有專業意義的學術成果公開發表的穩定的學術陣地，從而具備了進行國際學術對話的物質條件。三是有計劃地把“Sinology”的成果推向中國學術界。其中，中華書局有率先之功，先後推出了《日本學者論中國哲學》和《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十卷本）等，引起中日兩國學界的矚目。繼而，王元化先生主編的《海外漢學叢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劉東先生主編的《海外中國研究叢書》（江蘇人民出版社）都陸續出版，這就改變了對“Sinology”成果研究的原始性的無序狀態。四是開始了“Sinology”學術史的研究。在上述各項研究展開的基礎上，我們已經有可能開始對特定的對象國的“中國學（漢學）”的學術的形成與發展、學派的組合與嬗變、對象國的“中國學（漢學）”與世界相關國家相關學術的關係等等，在學術的層麵上加以條理、描述和闡發，從而形成為特定的“學術史”。在季羨林先生和周一良先生的督導之下，1992年嚴紹璗首先完成了《日本中國學史》（江西人民出版社），繼而，有關德國、瑞典、法國、蘇俄的學術史論著相繼刊出或即將刊出。這就意味著我國學術界在理論層麵上已經具有深入把握各對象國“中國學（漢學）”內在結構的能力，並能夠加以研究、分析和描述。五是經曆了四分之一世紀的學術磨練，我國開始建立了一支從事國際中國學研究的、為國際中國學術界所認可的、具備在國際學術界對話的高層次的學者隊伍。2000年北京語言大學副教授錢婉約，以《內藤湖南研究》獲得北京大學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研究所“國際中國學研究方向”文學博士學位，2001年北京大學副教授劉萍，以《津田左右吉研究》獲得北京大學上述相同研究方向文學博士學位。這是真正以“Sinology”作為研究對象在我國學術界最先獲得的博士學位。目前，還有博士生正在從事《服部宇之吉研究》和《德富蘇峰研究》等。這意味著在進入21世紀後，我國人文學術界中經過規範的高層次的學術訓練，已經養成了具有相應的本學科專業知識、站在學科的前沿、牽動本學科的研究，並且可以進行國際學術對話的、更加年輕的“國際中國學”的學者了。
在“Sinology”的研究中，我本人一直有一個情結縈懷於心，這就是麵對發展著的這一學術，我以為我們應該以足夠的學識和力量，進行“Sinology”學術史的梳理，推進包括綜合性的和學者個案的研究，應該將此作為本學術學理認知和更加深入闡述的基礎。1985年我在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擔任日本學部客座教授期間，曾經和日本學者一起，反複磋商如何認識和把握20世紀日本中國學研究的本質和業績及其問題，一起擬訂了一個認識“日本中國學”的具有學派譜係性質的四十餘位學者的名單圖譜，確認把握他們的學術狀態和脈絡，是進入“日本中國學”的鑰匙。當然，這隻是一部分學者的認識，但它畢競構築起了具有全局性質的係統，成為我們考量日本中國學的一個基本定位儀。我撰寫的《日本中國學史》便是依據學派和譜係來展開論述的。因此，在我國“Sinology”學術中，推進具有學術史意義的學者的個案研究，便成為理解一個國家的“Sinology”的基礎。我的這個想法，得到了北京大學當時主管文科的副校長何芳川教授的積極評價和鼎力支持，為此而數次到我家裏商討課題的設置，立此項目於北京大學著名的“985”學術規劃之中，並且將其內涵擴展至世界主要國家的“Sinology”研究，項目定名為“北京大學20世紀國際中國學（漢學）綜合研究”，分編為“日本編”，“法國編”，“美國編”等，研究業績以《北京大學20世紀國際中國學（漢學）研究文庫》麵世。本文庫在構思過程中，一直得到中華書局漢學編輯室，特別是編輯室主任柴劍虹編審的支持。柴先生本人以“Sinology”學者入主漢學編輯室，他以學者的眼光審視本項目的進展及其研究成果，對於提升本《文庫》的學術質量貢獻至大。
回想80年代初期，當我們在“Sinology”的研究中剛剛起步的時候，鄧廣銘教授曾經特意鼓勵我說你一定要把這個研究堅持下去……這個領域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堅持十年，必然會有很大的成果的！現在，四分之一世紀過去了，在中國大地實現著曆史上最偉大的變革的步伐中，中國學術界以自己艱苦的努力，終於造就了“Sinology”這一獨立的學術，並進入了與國際學術界對話的前沿。當我們在迎接新世紀曙光的時候，回顧這一學術的形成與發展，提升自己的學術認識，這對於在未來深化這一學術，將會是很有益處的。
《北京大學20世紀國際中國學（漢學）研究文庫》把“日本編”作為第一編公刊出版，由此而憶及三十年學術道路的萬種景象，有感而發，是為文庫總前言。
2004年4月20日（穀雨日）寫於北京西郊北京大學靜園六院。
錢婉約博士大作《內藤湖南研究》，是我國學者首次對20世紀日本“東洋史”具有權威意義的學者內藤湖南（Naitc Konan）進行較為係統的學術梳理和學術解析的專門性學術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