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我們熟悉的中國傳統來說，一個我們十分熟悉的理論，就是儒家提出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是一個對社會結構和社會行為進行歸納的說法。這一理論，是建立在一組同心圓的基礎上，在這組同心圓中，最核心的圓心點就是個人自身，圍繞在個人這個圓心最近的一個圓，就是“家”；在“家”之外的一環，就是“國”；在“國”之外範圍最大的一個圓，就是“天下”。這句話看似普通，但是裏麵包含了豐富的儒家倫理：強調個人行為的最終實現是在社會組織之中，對家庭與家族的尊崇，政治理想的突出地位……
如果這個理論過於抽象，那麼我們還有一個處於中層的理論，就是孟德斯鳩在法國大革命前夕提出的“三權分立”學說。
三權分立的理論基礎，就是人性是自私的，而且個人的能力是不足以統治整個社會的，因此，集權就會造成腐敗和低效，所以要把社會中最為重要的三種權力——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分離。三權分立，既強調了分工的必要，又否認了政治權力的至高無上。
還有一些更為基層的曆史規則，比如我們常說的“謀略”。
“謀略”是一個中國傳統的名詞，也是一個在中國傳統文化中誕生的曆史規則。謀略強調的是“應對”，即在不同的具體環境下，采取不同的應對方式。謀略是實用性非常強的一套曆史規則，後人把謀略歸納成《三十六計》、《智囊》、《菜根譚》之類的實用書籍。這其中，《三十六計》是最為規範的謀略書，而《智囊》、《菜根譚》都是以謀略精神作指導的涉及到個人修養與處世原則的書籍，但這些內容依然是以“應對”這個謀略精神為中心的。
這些曆史規則，都曾經而且也正在社會中發揮著作用。儒家的“修齊治平”理念，激勵了一代代的中國士大夫，並且在今天也作為知識階層的一種共識；三權分立的理論，現在還被許多國家遵循並且貫徹在政治生活中，比如美國；謀略原則，則在生活中體現得十分明顯，“你有張良計，我有過牆梯”這類的俗語，正是謀略精神的體現。
前麵我們說到，博弈論屬於抽象化的、十分理性的模型分析理論。而我們麵對的現實生活，則是千變萬化、鮮活生動的。那麼，博弈論能為我們的生活和已經過去的曆史產生什麼作用呢？
我們先來看看博弈論的基本預設：人都是理性的。這個基本預設的含義是：人們在麵對問題和一個個具體情境的時候，都不是盲動的、莽撞的、沒頭腦的。而是能夠在選擇策略的時候有明確的目標，就是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既然博弈論是建立在這個基本的假設基礎之上，那麼，我們在遇到具體問題的時候，隻要按照博弈論的這個原則去思考，即使沒有現成的博弈論模型，我們也可以根據這個基本假設去分析現實和曆史中的問題了。
比如，在曆史上有這樣一個事件：鴻門宴。為什麼項羽可以在鴻門宴上殺掉劉邦，但是他最終沒有殺？是他太過愚蠢，還是他有其他的考慮？是劉邦太過狡猾，還是當時的形勢不允許項羽隨便殺掉劉邦？如果沒有博弈論的基本假設，我們會覺得，項羽就是個狂妄自大的人，不把劉邦放在眼裏，所以才放走了劉邦，放虎歸山，而自己最終反受其累。
但是仔細去思考，就可以發現，鴻門宴並不是一個孤立的、單獨的事件，而是在連續發展的曆史過程中的一個片斷。要分析項羽為什麼要這樣做，就要結合整個的曆史過程和鴻門宴當時的情境去考察，而不能簡單地從結果和項羽當時的做法就得出一個看似正確實際上令人發笑的結論。
為什麼要舉這個曆史上的例子來證明博弈論基本假設的作用呢？這恰恰是現實和曆史之間的一個區別所導致的。
我們生活在現代社會，對現實的感受是直觀的、具體的、真切的，但是這樣也有一個不可避免的弊端，就是我們對現實的把握，隻是零散的、不全麵的、不客觀的。
博弈智慧
曆史事件經過時間的積澱，雖然有的地方不夠具體不夠詳細，但是大體的發展脈絡和過程是我們能夠把握的，在這種可以把握的發展過程中去考察某個具體情境中的策略選擇，是我們更真切更理性地去了解現實的一麵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