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惠僧等人認為，孫中山好說大話，有人稱他為“孫大炮”。國民黨是一個墮落腐化的集團。廣州滿街是“無兵司令”，到處是賭場、煙館、妓院，沒有一點革命的味道。南方政府也搞軍事獨裁，代表資本家的利益，南北政府是一丘之貉。孫中山舉著革命的旗幟，宣傳迷惑群眾，甚至比北洋軍閥更危險。我們黨不能和南方政府發生聯係，更不能和孫中山妥協共事。
董必武等多數代表不同意這種看法，認為孫中山從成立同盟會以來，所進行的革命還是應該肯定的，孫文學說也是有進步意義的，決不能將孫中山先生和徐世昌相提並論。還有人提出我們黨的領袖還在廣東政府任職，可見南方政府要比北方政府好，南北政府應該區別對待，不能一概而論。
會議在這個問題上沒有統一認識，也沒有作出結論，最後確定把中國共產黨一大宣言草案交給即將組成的黨的中央局處理。
據王會悟回憶，會議進行到下午5點鍾的時候，忽然從遠處傳來一陣汽艇“突突突”的聲音。在船頭放哨的王會悟警惕地敲了幾下窗戶，船艙內的代表們中止討論，把擺在桌麵上的文件收藏起來，“呼啦呼啦”地搓起麻將牌。等汽艇漸漸靠近，才發現汽艇不大，是私人租用遊玩的。
看到不是警察的巡邏艇，大家這才鬆了一口氣。經過剛才的虛驚，大家都意識到，必須加快討論，盡快結束會議。
天色漸漸暗下來。大會進入最後一項議程，即選舉中國共產黨中央領導機構。考慮到當時的中國共產黨黨員不過50多人，各地的組織也不健全，所以決定不成立黨的中央委員會，先組成中央局，負責領導黨的工作。
選舉采用的是無記名投票方式。中央局的人選很簡單，共3人，即書記一人，宣傳主任一人，組織主任一人。
選舉結果，陳獨秀以最集中的票數當選為中央局書記，張國燾當選為中央局組織主任，李達當選為中央局宣傳主任。
周佛海在《往矣集》中說會議“選舉陳仲甫為委員長，我為副委員長，張國燾為組織部長，李鶴鳴為宣傳部長，仲甫未到滬的時期內，由我代理”。這顯然與會議的記載和當事人回憶有些出入。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把此事講得比較清楚：“大會旋即一致推舉陳獨秀任書記，李達任宣傳，我任組織。在陳先生沒有返滬以前，書記一職暫由周佛海代理。”當時由周佛海代理書記，是因為散會之後，周佛海仍留滬度暑假。在留滬的4人之中——李達、李漢俊、包惠僧和周佛海，選定由周佛海代理書記。周佛海的回憶雖然不是空穴來風，但顯然有自抬身價之嫌，因為當時既沒有委員長、部長之說，當然也就沒有他擔任副委員長之事。
選舉中央局機構的過程，還有一個很有意思的插曲。劉仁靜回憶說：
當時是用無記名投票的方式進行的。當唱票人念到李漢俊的名字時，董必武馬上就問：“是誰選的？”我說：“是我選的。”董必武就沒有吭聲。1923年李漢俊到北京時，我去看他，他對我在“一大”上投他一票，還表示感謝。在1923年或1924年我碰到蔡和森時，蔡對我說，“一大”時我選李漢俊有曆史意義，因為那時選舉好象事先有默契，選誰每人心中都有數。
從劉仁靜的回憶看，中央領導機構三位領導人的選舉似乎事先規定了候選人。從董必武驚問誰投這一票來看，很可能這是所有選票中唯一未按事先約定投的一票，如果不是出於對有人越軌的極大驚異以及對李漢俊的個人好感，董必武大概不會忘掉無記名投票的基本要求，忍不住當場查問起來。
選舉是否根據馬林的意見規定了候選人，並由張國燾在選舉之前作說服工作呢？陳獨秀後來在南京監獄中和濮清泉的這樣一段談話似乎可以印證這一點：
據陳獨秀告訴我，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他因事留在廣東，沒有參加，之所以要他當總書記，是第三國際根據列寧的意見，派一個荷蘭人馬林來中國轉達的。說是中國無產階級還沒有走上政治舞台，黨的總書記一職，要找一個有名望韻人，號召力要大點。實際是否如此，我不敢肯定，陳既這樣說過，我就如實地把它寫出來。
濮清泉是陳獨秀的表弟，因參加托派組織和陳獨秀等人一同被關押在南京老虎橋監獄，在獄中陳獨秀經常和他談起自己的經曆。這些談話給濮清泉留下很深的印象。1979年，出獄不久的濮清泉寫出幾萬字的長文《我所知道的陳獨秀》，披露了陳獨秀許多鮮為人知的經曆和見解，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在這篇文章中，濮清泉還如實記錄了陳獨秀對中共一大的評價：
他說第一次代表大會中就有“左”和“右”兩種傾向，張國燾、劉仁靜兩人是傾向極“左”的，主張中國要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他說他倆是醉心左傾名詞的“瘋子”，簡直是癡人說夢。他倆也不看看當時的中國是個什麼情況，以為那樣少數的無產階級就可以單獨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真是“幼稚得可笑”。李漢俊卻傾向極右，他主張黨隻能進行研究和宣傳馬克思主義，不能搞實際革命工作。他認為一切都要合法，不能進行非法活動，他認為中國無產階級太落後了，要想象俄國無產階級那樣，最少還要幾十年。陳獨秀說，李漢俊要搞合法的馬克思主義，可慘的是蔣介石連這個合法的人也不允許他存在，必殺之而後快。李漢俊還免不了死在蔣介石的屠刀之下。
陳說第一次代表大會，拒絕了這兩種傾向，製定了黨的章程（按：應為黨綱）。他說這個章程是按照列寧建黨的原則，即布爾什維克黨組織精神而製定的，是訂得好的，比歐洲各國的黨章要革命得多。
應該說，陳獨秀對一大兩種傾向的概括是準確和深刻的，他對一大綱領的評價今天看也經得起曆史的考驗。由於強調遵循列寧式的建黨思想，中國共產黨從建黨之初就避免了第二國際式的社會民主黨的弊病。
下午6時，晚上夜遊消夏的遊船逐漸增多，南湖水麵上漸漸熱鬧起來。在這黃昏之中的槳聲燈影裏，張國燾宣布會議閉幕，並舉行了一個簡單的閉幕儀式。在莊重的氣氛中，代表們輕聲呼喊：
“共產黨萬歲！第三國際萬歲！共產主義、人類的解放萬歲！”
代表們走下畫舫來到岸上的時候，湖麵上已經暮靄沉沉，漁火點點。大家乘坐晚車趕回上海時，已經是午夜時分。
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就這樣結束了。
大浪淘沙！當年一同參加黨的一大的13位代表，由於種種原因，後來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畢生為黨和人民事業奮鬥者有之，為人民解放而獻身者有之，中途脫黨者有之，背叛革命者有之，淪為漢奸者有之，他們的曲折經曆，盡顯了複雜離奇的社會變遷，折射出劇烈動蕩的時代特點。如今，13位代表早已過世。追尋他們的人生足跡和思想曆程，從中探求人生的價值，尋覓曆史發展的規律，帶給我們的是無盡的遐思。
對於一大的取得的成果，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是感到滿意的。從嘉興回到上海後，張國燾把會議情況向馬林作了彙報，馬林作了詳細記錄，說要給共產國際一個詳細的彙報。馬林最感到高興的是，代表們居然能夠擺脫警探的監視，迅速完成大會的工作，他認為大會討論黨綱、黨章所獲得的結論，大體都能站穩共產主義的立場，對於工人運動的決議，也切實可行，這都是很重要的收獲。
黨的一大最直接的成果體現在通過的三份文獻上：一個綱領，一個決議，一個宣言。盡管這三份文獻的中文原件迄今依然沒有找到，但從20世紀五六十年代分別從蘇聯和美國發現的中共一大文獻的俄文稿和英文稿中，我們已經可以充分領略這些看似簡單而又有很多“漏洞”的文件。這幾份文獻，為中國共產黨的成長鋪就了最初的基石。這個隻有50多位黨員的年幼的黨，就是站立在這樣的基石上一天天發展壯大、成熟起來，並最終領導中國人民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實現了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曆史任務，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世界上人數最多的國家的執政黨。
那麼，一大為中國共產黨最初奠定了哪幾塊基石呢？
第一，確立中國共產黨性質是工人階級的政黨，任務是領導無產階級進行革命、推翻資產階級國家機器，消滅私有製，最終目的是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這在一開始就從根本上杜絕了歐洲社會民主黨的影響，就是一個不同於第二國際社會改良主義政黨的、新型的工人階級革命政黨。
第二，根據列寧的建黨理論確立了正確的組織原則，強調黨必須要有嚴格的紀律，必須從基層支部直至中央建立嚴密的組織。這一原則，對杜絕無政府主義思想，對保持黨在秘密狀態下的組織建設，對提高黨的戰鬥力都有著重要的意義。
第三，雖然沒有完全承認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隻在綱領中說“聯合共產國際”，但實際上承認了共產國際的領導，從而為黨的成長爭取到外部支援。事實證明，如果沒有共產國際的支持，中國共產黨不可能很快投入實際鬥爭，成為中國政壇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
第四，在陳獨秀缺席的情況下選舉產生了以陳獨秀為書記的中央領導機構，建立了全國統一的領導核心，從組織上保證了中國共產黨的正常運轉和健康發展。盡管陳獨秀有這樣那樣的缺點，但他在中國知識界和社會上巨大的聲望和影響力，他對中國政局的深刻認識，對擴大黨的影響、推動黨的事業等方麵發揮出的作用是無可替代的。
第五，確定黨必須全力投入實際工作，確立以開展工人運動為中心任務的全國性的工作計劃，並對此進行了具體部署。會議一結束就在上海成立了“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推動了黨的工作的迅速發展，掀起了以工人運動為主體的群眾運動新高潮，使中國共產黨一開始就顯示出較強的組織能力。
第六，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寫在自己的旗幟上，從一開始就把先進理論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
黨的一大是在反動統治的白色恐怖下舉行的，除了會場一度遭到巡捕和暗探的騷擾以外，在社會上並沒有引起任何注意，好像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但是，一個新的革命火種由此在沉沉黑夜的中國大地上點燃起來了。從此，在古老落後的中國，出現了完全新式的、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行動指南的、統一的無產階級政黨。
中國共產黨正式宣告成立，作為一支新生的政治力量開始活躍於中國政治舞台。自從有了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的麵貌煥然一新。
鬥轉星移！在即將迎來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的時候，當年僅有50多名黨員的中國共產黨，已經發展成為擁有8000萬黨員的成熟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在90年的不懈奮鬥中，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革命、建設和改革事業，曆經坎坷，取得了輝煌的勝利和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中華民族複興偉業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展現出更加光明燦爛的前景。